我叫杨琛，今年26岁，家住湖北省武汉市。我曾经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父亲杨厚宏在银行工作，母亲林建华是棉花公司的职工。

　　1998年6月，我和父母像往常一样吃过晚饭后出去散步，走到公园看到有几个人在练功，旁边围了好些人，还有人在向围观的人介绍。正当我们好奇地停下来看时，一位40多岁的中年妇女走上来亲热地跟我们打招呼，劝说父母跟她练习法轮功，并说练了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修到了“上层次”，还能“开天目”，甚至能“成仙成佛”。临走时，她说父母是有缘人，送给了母亲一本《转法轮》，叮嘱要好好看，母亲将信将疑地接受了。

　　回到家，好奇的母亲连续几天把《转法轮》从头到尾看了个遍，被其所说的“神奇功效”吸引，开始试探性地修炼。随着时间的推移，母亲不再出去散步，天天在家练功打坐，就连我哭着要她带我出去玩，她也不愿意，只是背转身继续练功。母亲很少跟我说话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不爱我了。她整天和我们说法轮功的“功力”，还劝说父亲和她一起修炼。出于对母亲的信任，父亲也渐渐开始相信法轮功，成了一名法轮功弟子。他们陆续购买了《精进要旨》等书籍和讲法录音带，坚持每天打坐练功，还经常和功友们“切磋探讨”。渐渐地父亲经常请假在家陪母亲练功，而母亲更甚，为了达到“更高”的境界，将工作都辞掉了，专心在家修炼，不再打理家务，不再理会我的学习、生活，就连我生病她都置若罔闻。为了引起父母的注意，我用尽了各种办法，逃课、吸烟、打群架等等，可这些依然不能得到他们的重视。母亲还认为我是在破坏他们的功法，对我恶狠狠地说：“以后会遭报应的！”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母亲很不理解，整天在家不吃不喝，联系“功友”，在当年10月赴北京“弘法”，被遣返回家；因为对法轮功的痴迷，2000年2月，母亲在本地繁华地带公开练功、聚众交流、散发传单。父母修炼法轮功后的这些作为，让我深深觉得我被父母抛弃了，他们不再爱我了，不再需要我了。在外我也觉得抬不起头来，我开始变得消沉自卑。

　　由于母亲的精神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加上长期打坐练功，缺乏锻炼，饮食不规律，母亲的免疫力开始慢慢下降，经常感冒咳嗽。慢慢地，母亲开始消瘦，精神萎靡不振，头经常发晕，母亲只能靠在床或沙发上，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2002年8月，当时还年幼的我见此情景很害怕，怕母亲就这样离我而去，于是我找来亲戚，在他们的帮助下，不顾母亲的反对和父亲的犹豫，坚持带着母亲去医院做了检查，确诊为糖尿病。而母亲却坚称这是“师父”安排的，是对她的“考验”，只要按照“师父”的指示修炼，就会得到庇佑，就能“上层次”、“祛病强身”，就能“圆满”。因此，她拒绝对糖尿病进行任何治疗，不吃药，不打针，不顾亲戚朋友的规劝，更加投入地练功。

　　自从母亲因迷信法轮功的“治病功效”，拒绝对糖尿病的治疗后，其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加上每天坚持练功加重了身体的劳累。至2007年五年间，失水、营养不良、眼部不适、痉挛、双脚发冷、行走时脚痛及高血压等并发症陆续出现。可母亲不但没有反省，还暗自嘀咕这应该就是所谓的“消业”吧，以为只要把前生造成的“业力”全部消掉，病就能好，就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

　　就这样，随着母亲对法轮功的越发痴迷和对病情的漠视、治疗的抵制，其病情越来越重，从2009年开始，母亲经常说：“我现在怎么总是头晕眼花，一点力气也没有？”但却依然拒绝治疗并坚持练功。直到2010年4月１日，她在练功时晕倒，我在邻居的帮助下把她送到了医院，但医生告诉我们，母亲的糖尿病已经很严重了，错过了最佳治疗期，还责怪为什么不早点把她送到医院治疗。这对我来说不啻于晴天霹雳，可母亲却嚷嚷着我们是在阻碍她“圆满”，要回家继续练功，向“师父”赔罪。同样练功的父亲也主张回家，回家后，母亲继续拒绝吃药，对治疗存在很大抵触情绪，也不和我们说话，即使说话，也是讲法轮功的内容。此时的父亲，虽然担忧母亲的身体，但因法轮功的迷惑，对给予母亲医学治疗的态度并不坚决，依旧让母亲我行我素。看着母亲的坚决和父亲的犹豫，我除了劝母亲继续去医院治疗，也没有别的办法。

　　就这样，我们一家人在争吵中过去了两个月。2010年6月7日上午11点21分，母亲在极度痛苦中去世，临走时，我看到了她眼中的依依不舍和深深眷恋！市第三人民医院尸检结果认定死因为糖尿病。

　　父亲因为母亲的死看清了法轮功和李洪志的真实面目，毅然决然地将所有法轮功相关资料付之一炬。

林建华生前照

【责任编辑：陆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