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之英，41岁，庆云二中教师。

　　1996年5月，我在嫂子家中接触到了《中国法轮功》一书，后又主动找到郭九霞老师学了练功动作。由于与郭九霞等站点负责人“志同道合”关系密切，加之积极参加“经文”传送和“学法交流”活动，1998年庆云县法轮功辅导站调整时，我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副站长之一。

　　当了辅导站副站长以后，我觉得自己的担子更重了，不仅要自己虔诚修炼，而且还要做好传法工作，带动更多的人学练法轮功。于是，我更加虔诚地“学法”，还利用一切机会向亲人、朋友以及同事甚至路人宣传法轮功。

　　由于过度专注于法轮功，我不仅不再好好工作，而且还不顾家庭、不尽家庭责任。我和丈夫本是自由恋爱的恩爱夫妻。结婚后，他对我千依百顺，我对他体贴入微。可是自练习法轮功以后，由于我痴迷于虚无缥缈的“天国世界”，忙碌于“学法练功”，对丈夫的关爱就少了。下班后，面对丈夫精心烧制的饭菜，我吃不到两口就急着赶出家门；原本属于我们二人的周末时光，也被频繁的练功活动瓜分殆尽。

　　此后，我追求“圆满”的私欲越来越膨胀，特别是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后，我频繁地参与和组织城区、崔口、魏家洼的“学法”活动，一有空闲就去鼓动练功者走出来“讲清真相”、“正法”。丈夫不信这些，对我的疯狂举动更是强烈反对，我俩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少，矛盾日渐增多，并愈演愈烈。由于思想沟通越来越困难，原本对我百般呵护的他怒恨之下，竟也动起手来。被打后，我强忍疼痛，不断暗示自己：这是丈夫在帮自己“消业、提高”。

　　看着一番毒打后仍无动于衷的我，丈夫心如刀割：“你觉得自己越‘修’越好了，我可是觉得你越来越不像正常人了。”我冷冷地提出离婚要求，他听后一怔，说：“能成为夫妻不容易，咱得珍惜。你现在是一个‘病人’，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你不管。我还得想法救你，你想甩下我还没那么容易呢！”他就这样，默默承受着一个练法轮功的妻子带给他的沉重压力，用他宽厚仁爱的心一次又一次温暖了我扭曲的心灵。他常说：“你说你在修炼，其实我也在修啊！”然而，我的“修炼”是不顾他的痛苦，只追求个人的幸福——“圆满”；而丈夫却是为了我，自己甘受折磨，一味承受。相比之下，什么是真正的“善”，什么是真正的“忍”，我又怎能不汗颜呢？

　　我们的女儿出生后。那时，丈夫对女儿百般疼爱；而身为母亲的我却一心“圆满上苍穹”，淡化了母女亲情。母亲抱着孩子散步本是单纯而幸福的事，我却把这当作欺骗家人、去路边书写煽动性标语的幌子。在李洪志“经文”的诱导下，刚为人母的我竟一门心思向世人“讲清真相”，并煞费苦心写出宣传材料，让从事打字复印工作的侄女偷偷复印四、五百份，与其他练功者四处散发。晚上，我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提着装满传单的包，气喘吁吁地在各单元楼梯上爬上爬下，孩子什么时候趴在肩上睡着了都不知道。

　　2000年1月31日，我认为不去北京“正法”就“圆满”不了，“修炼”了这些年就前功尽弃了，于是不顾天气寒冷，毅然抱着只有100天的孩子和其他“功友”一起去了北京。一向诚实的我为免丈夫追踪，谎称自己去一位同事家。当丈夫费尽周折找到那儿时，才伤心地知道真相，于是叫上三个哥哥及司机连夜追赶。五个人到沧州汽车站后，在冰冷刺骨的寒风里，寻找了一夜，身子冻透了，眼睛望穿了，也没找到我，只好怀着绝望的心情驱车返回。

　　2月2日，我被警察接送回家时，一眼便看见了丈夫嘴角的水泡以及那张消瘦、憔悴的脸。我无法想象对女儿百般疼爱的丈夫在不知女儿去向的那三个日夜里是怎样受尽煎熬！本以为一场“暴风雨”即将到来，可出乎意料，他却轻声说：“回来就好了。”当时已是深夜，尽管我一再说明已吃过晚饭，他还是立即就去做好了鸡蛋面条。当我吃完面条，透过玻璃窗向外张望时，丈夫正抱着已被折腾得变了模样的女儿偷偷擦着眼泪……

　　想来当时更对不起丈夫的是，我为了放弃亲情、“上层次”，很少跟丈夫说话，甚至不让丈夫碰我。当丈夫好言好语规劝我时，我却告诉他“我是修炼人，不能有常人的东西”，甚至告诉丈夫“只要他听我的，当我修成了，当了神仙，就能把他带到天国一起过幸福日子”。丈夫听了我这些胡言乱语，再也不愿理我，而我却觉得自己又过了“情关”、上了“层次”。

　　直到2002年，在社会志愿者的帮助下，我才醒悟过来。如今想起那些伤害家人的事，真是荒唐！

【责任编辑：陆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