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吴银坤，今年67岁，江苏泰州人。

　　我年轻时体质就差，患有肺结核、肺部感染、气管炎等多种疾病，经常感觉呼吸急促，一直药不离身。高中毕业后，我被照顾安排到了本地的电子厂工作，1995年病退。1997年4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了法轮功。长期的病痛折磨，让我“饥不择食”，一下子就中了法轮功的圈套，在没有仔细辨别的情况下参加了练功。

　　李洪志要求法轮功学员坚持把“学法”放在第一位，把练功放在第二位。我没想到的是，刚接触了所谓的“法轮大法”，我就深陷进去。因为盲目无知，我按照要求系统地学习了法轮功的所有书籍，还手抄了一遍《转法轮》，很快对法轮功的歪理邪说“融会贯通”，成了一名地道的法轮功痴迷者。更愚蠢的是，从那时起，我就坚持不再服药，把家中的一些常备药品全部扔进了门前的小河里，不管咳嗽得多么厉害，坚决不接受任何治疗。

　　停药之后没多久，我的病情明显加剧。从97年6月开始，我咳嗽的越来越厉害，几乎直不起腰来。特别是晚上，持续的咳嗽声，经常吵得老伴无法入睡，还经常咳出血丝。老伴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悄悄到医院里又为我配备了一些常用药，劝我服用，减轻了痛苦之后再说。我却认为是老伴故意在害我，将老伴狠狠地责骂了一通，再次将那些药品扔进了河里。

　　过了几天，无奈的老伴想出了一个办法，又买了一些常用药品，按照剂量掺和在饮料当中端给了我。正在专心学法的我没有多想，端起杯子就喝了下去。连续几天，我一点也没觉察，症状也得到了缓解。我心里很是高兴，认为是自己坚持“消业”，有了成效。直到有一天，我在翻找资料时，无意间发现了放在一起的饮料瓶和药片包装盒，立即明白了一切。老伴再次把掺和了药剂的饮料端给我时，我把杯子狠狠地摔在了她的面前。看着我暴怒的样子，老伴伤心地哭了，我却余怒未消，立即将家中的所有的药品都收拾起来，扔进了更远的河中。

　　那段时间，我真是被鬼迷住了心窍，坚信练功能除病，所以每天坚持练功“学法”，全然不顾任何人的劝告。但是，无情地病魔，没有因为我的“虔诚”而同情我，再次将我折磨得不成人形，形销骨立。98年年初的时候，本家的几个叔伯兄弟实在看不下去了，怕出人命，就将我强行“押”到了医院诊治，每天轮流派人看护。没几天，我却趁他们不备，爬上了窗户上的阳台，威胁他们说，如果不让我回家，我就立即跳下去，吓得他们再也不敢“多管闲事”。

　　回到家后，老伴没有死心，每天几乎是用哀求的语气劝我放弃练功，继续按照医生的吩咐进行治疗，我却认为她是阻碍我“上层次”的“恶魔”，干脆将她赶到了另外一个房间，自己则专心致志地练功学法。好几个夜晚，老伴还是经常被我的咳嗽声吵醒，于是就起床来到我的房间门外徘徊，却不敢进我的房间，只得在门外叹息，我却不闻不问，我行我素。

　　无奈之下，老伴打电话叫回了在外地打工的儿子和儿媳，希望他们帮助做我的工作，我却把两个人都赶了出去，不再理会他们。看着两个孩子委屈地离去的身影，老伴流了好几天的泪。后来，我还定下了一条蛮横的家规，不管是谁生病感冒，也不允许服药打针。有一次老伴高烧不退，怕我上火而加剧咳嗽，只得强忍着痛苦，差点酿成悲剧。幸亏邻居发现及时，将老伴送到了医院，才挽救了她的性命。而我却认为，这是“师父”对我们全家的考验，只要摒弃常人的这些观念和思维，就一定能让自己的“功法”更加“精进”。

　　在所谓大法的麻醉和那种盲目精神追求的支撑下，我的精神却特别好，每天忙于学法练功，还经常外出交流，沉迷在在自我编制的幻象里，竟也难得想起病痛带来的痛楚。

　　法轮功被依法取缔之后，我和其他“功友”一样，心有不甘，并于2000年7月6日一起赴天安门广场打坐练功，因此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受到了应有的处分。同年10月，有一位外地“功友”悄悄潜入我家，偷偷给了我两篇“经文”，要求我学习后传送给其他“功友”。本来已经有所收敛的我，学习了所谓的“经文”之后，又像吸食了鸦片一样兴奋起来，并将资料复印后广泛传播，后于2002年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在2002年11月的一次例行体检中，医生看到我的胸部X光片后大为震惊，并警告我说，如果再这样拖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一句话仿佛一记重锤，让我猛然惊醒。事实上，我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也有所了解，只是一直不愿意接受法轮功无法治病的现实，没想到练功五年，我的病情非但没有减轻消除，反而如此之重。我不由得对“法轮大法”和法轮功的功效产生了怀疑。

　　回到家中后，我按照医生的嘱咐，继续接受治疗，病情缓解了许多。同时，我还坚持养成了每天看书读报，观看电视新闻的习惯，并对过去的所作所为进行反思，我对法轮功产生了一些怀疑，后在社会志愿者的帮助下，发现了自己的受骗上当了，法轮功一直宣扬能祛病健身，而我这么精进地修炼，可到头来不仅没有治好原来的病，相反还添了新病，这就是法轮功给我的“福报”。

【责任编辑：晓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