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裕云，1950年出生，今年61岁，家住上海宝山区，因痴迷法轮功，导致两次婚姻破裂。我恨李洪志的蛊惑，也恨自己的愚昧。

　　我四岁时患小儿麻痺留下了右脚跛脚的后遗症，有人在背后总叫我“瘸子”。我从小自卑，一心想改变自己的命运。1976年，我终于成家了，丈夫人老实，脾气好，凡事不跟我计较。婚后一年生了儿子，一家人日子过得挺安宁，可我仍有遗憾，幻想有一天身体不再残疾。

　　1997年夏天我下岗后在家闲得发慌，到处寻找能治好我跛脚的良方。10月的一天，老同事蔡大姐来我家，说练法轮功能包治百病，全家受益，而且修炼得好的话，自己还能“上层次”、“圆满”后“成仙成佛”。她还说“师父”李洪志如何神功了得，能保护每名弟子免受灾难。我问自己的跛脚能否练好，蔡大姐信誓旦旦地说绝对没问题，而且解释说：“你的右脚残疾，其实是前世欠下的‘业债’，将来练好了，肯定能康复。”她的话深深吸引了我，我欣喜若狂。当天晚上，我认真阅读了她送我的《转法轮》，里面描述修炼法轮功的美妙前景让我越看越兴奋。我当时心想，只要右脚康复，我的人生就完美了！

　　我以为自己从此找到了一条幸福大道。于是，从此以后把所有的时间全用在了练功、“学法”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修炼的目标不仅仅满足于治好跛脚，还期望着“圆满”的那一天。

　　1999年7月政府取缔法轮功后，我们都不敢再公开集体练功。有一天，蔡大姐给我打来电话：“是政府搞错了，我们要让大家知道法轮功是好的！你要‘上层次’，必须走出去，这样才能‘圆满’。”我对蔡大姐的话一向坚信不疑，何况一说到“圆满”，一说到“师父”的指示，我绝对是惟命是从。于是，我拖着残腿跟着蔡大姐四处去找原来一起练功的“功友”，游说大家去北京“说明情况”。

　　但那时候好多“功友”相信政府，已经都不再练了，有的还反过来劝我们别再固执了。我素来耳根子软，听过他们的劝说也曾犹豫，但蔡大姐却恶狠狠地说那些人算是“完了”，面对这点修炼的障碍就退缩了，简直是“叛徒”！她还给我打气：其实越是难，越要坚持，这才叫“修炼”啊。我一听，又觉得蔡大姐说的在理。于是，我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只要“大法”能快点“练好”我的右脚不再被人瞧不起，能让我早一天“圆满”，哪怕受点苦难，又有什么关系呢？就这样，我像蔡大姐的“跟屁虫”一样，跟着她整天跑东窜西，到处找“功友”、拉“功友”。虽然吃了好多闭门羹和白眼，仍义无反顾，到处为法轮功“讲真相”。

　　自打我迷上法轮功后，整天不是忙于练功，就是出门和“功友”们混在一起，根本没把心思放在家庭上。我把这些都当作“师父”说的“去执著”、“过情关”，原本事事让着我的丈夫也越来越不满意了。我一开始对此似乎还有点歉疚，但很快就再也不在乎丈夫天天拉长的脸了，认为自己经受住了“师父”的“考验”。丈夫曾多次好言相劝，但我根本听不进去，为了和蔡大姐一起去鼓动“功友”，往外跑得反而更加勤快了，简直比上班的人还要忙。晚上回家不仅要加紧练功，还要琢磨如何更快的“精进”，看到“师父”说什么只有放弃人间的一切情爱和欲望才能“上层次”，我便干脆拒绝与丈夫过夫妻生活。

　　为了“精进”，我经常煮一锅面条吃三顿，儿子要不要吃我根本不管，丈夫劳累了一天回家往往连口菜也吃不到。有一次，他实在忍不住了，把清汤面重重往桌上一放：“这日子还过不过？儿子你还管不管？”我却装着没听见，扒拉几口兀自进屋打坐练功去了。

　　2000年4月，我跟着蔡大姐进京“上访”被送了回来。这次，丈夫发火了，正色警告我说：“别的你不听我的也就罢了，但你至少不能再去干违法的事了！”而我却正把这样的经历当经受磨练的大好机会呢，把他的话当成了耳边风，仍然一次次动脑筋找机会出去“弘法”。丈夫几次发火也拦不住我，时间一长，便心灰意冷，再也懒得管我。直到2002年8月，我又一次跑到邻村找以前的“功友”交流，不巧那人其实早就不再练了，见我居然还要拉他一起出去“弘法”，就报告了村里，结果我被村干部送了回来。丈夫大发脾气，撕烂了我藏在家里的《转法轮》、打坐用的蒲团和练功服等一大堆东西，气得我跳脚大闹，骂丈夫是“魔”。闹归闹，可第二天，我照旧往外跑。丈夫再也无法忍受，拖了没多久，也就是2002年10月份，丈夫同我离了婚，带着儿子走了。当时我认为自己又过了一次“情关”，摆脱了羁绊，能够安心修炼“圆满”了。

　　与丈夫离婚一段时间后，亲友纷纷劝我，反邪教志愿者也来帮助我，我慢慢有所触动，尤其是看看依然如故的跛脚和孤零零的自己，对法轮功的痴迷劲头慢慢有点降温了。那时恰逢房屋动迁，我搬了家，同蔡大姐等几个老功友断了联系。接下来的几年，我在家编织加工毛衣，不再练功。

　　2006年底，经人介绍，我和第二任丈夫老陶认识成了家。他也是一个憨厚的人，老婆早年去世，含辛茹苦带大了儿子。长期缺乏母爱的继子对我很好，白天他们父子上班，我做家务，晚上聚在一起，我又重拾了家庭的温暖。

　　可是，安稳日子没过多久，2008年5月，几年不见的蔡大姐不知如何打听到我的地址，居然找上门来，当她知道我已经不再练功后，对我大声指责：“难道你不想让你的瘸腿康复了？你以前为大法做了那么多事，‘师父’都晓得的，说不定你的瘸腿差口气就好了，你现在就这么半途而废，不但以前做的都白搭了，更不好的是还会得到报应呢！”她竭力劝我赶快继续练功，说只有这样，“师父”才会原谅我，才能保我一家人平安。我听了后虽然将信将疑，但总觉得害怕，正琢磨不定该怎么办，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突然扭伤了腰，丈夫骑自行车和路人碰了一下。虽是小事，但我马上就联想到蔡大姐的话，心想：这莫不是“师父”的警告？越想越担心的我架不住蔡大姐接二连三的上门鼓动，我又重新练起了法轮功，不仅白天练功，晚上还要偷偷摸摸溜出去宣传法轮功。没多久，和第一次婚姻的破碎过程一样，温馨的家慢慢变冷，随之和反对我练功的老陶争吵不断，以前发生的一幕再次重演。

　　就在此时，继子因与女友分手情绪低落，我趁机把《转法轮》塞给他，告诉他生活不如意是前世“业力”太重，只要修炼法轮功，提高“心性”，便能返本归真得“福报”。老陶见我不仅自己不听劝，居然还想拉儿子练功，压抑的怒火又一次爆发，和我大吵一架，再也不许儿子听我胡说八道。

　　丈夫的愤怒并没有使我罢手，反而由此“悟”到自己修炼面临如此的“难关”就是因为这第二次婚姻，就是因为我还断不了这常人的“情”！所以，2010年春节刚过，当再也忍不下去的丈夫提出离婚时，我当即爽快的同意了。

　　第二次离婚后，一开始我还为自己没了羁绊，能有更多的时间修炼而高兴，便没日没夜的投入练功。没成想2010年7月，我在家里摔了一跤，左髁骨骨折，坐地上站不起来。没办法我只能打电话找蔡大姐求助，可她在电话里要我赶快练功“发正念”，说就会没事的，不用也不能去医院看，然后就挂了电话。我连打坐都做不到，还怎么练功啊，试着发了半天“正念”，仍没效果。我孤零零地坐地上，思前想后，回想以前即使小病小痛，也有丈夫陪伴，儿子问候，想得眼泪直淌。最后只得喊来邻居帮忙，把我送到医院急诊。后来还是居委会阿姨和热心邻居轮流照顾了我两个月，同时也苦心教育劝说了我两个月。

　　现如今，我终于醒悟了，真正脱离了法轮功。但望着自己依然残疾的右脚和空荡荡的家，真的又恨又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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