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浩，今年35岁，原在河南省方城县城关镇生猪屠宰办公室工作。我是家中独子，前边有4个姐姐，父母视我为掌上明珠。特别是我的母亲，对我那是放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把能给的爱都给了我。我清清楚楚记得我在八岁那年得了脑膜炎住医院，母亲急得天天求佛许愿，害怕她的宝贝儿子有个闪失。就这样，在父母溺爱、姐妹忍让的环境中，我自己养成了自以为是、自私自利的个性，做事情不加思考、不计后果。

　　从小就不爱学习的我，看到自己升学无望，就早早上了班。1999年1月，我家邻居刘小向给了我一本《转法轮》，说法轮功可神奇了，能给人治病，还能让人有功能,练好了还能“成仙成佛”。我从小就喜欢那些稀奇古怪的玩意，抱着好奇心，我就翻看了一下，书上说的“天眼能看到空间的景象”的奇异功能吸引了我。随着每天的看书、“学法”，我逐渐对法轮功有了好感。

　　一天，刘小向把我领到他家中，只见一群人正在盘腿打坐。他说大家是在练习法轮功，让我也一起参加，当时我想也没想就加入了。接下来的日子里，在刘小向等法轮功习练者的“热情”指点下，我拿着《转法轮》一遍一遍地读。但上学时都不认真学习的我怎么也读不进去，内容不着边际的《转法轮》讲的“法理”让我头晕眼花，不明不白。练功时我也坐不住，感觉像是活受罪，思想开始动摇。一起练功的刘小向、王秀华见我有打退堂鼓的念头，就鼓励我说万事开头难，说我一定能成为一个功力无边的大法弟子。母亲见我整天不好好工作，就知道练功，就苦口婆心的劝我，但我一句也听不进去。本来就有高血压、心脏病的母亲日渐消瘦憔悴，但我根本不管不顾，仍然我行我素。

　　2000年10月，刘小向对我说：“现在是弟子们‘弘法’的最佳时候，想要‘长功’、‘上层次’，就要上北京天安门广场‘弘法’。”一个马姓女弟子对我说：“你是大缘分的人，‘师父’在天安门广场看着众弟子，身上扎满了毒针，是代弟子们承受的，去一个弟子拔一根毒针，你一定要去，你去了说不准一下子拔下一百根毒针。”听了他们的话，我很激动，觉得自己是大法弟子，应该到天安门广场打横幅、喊口号解救“师父”。经过一番准备，我跟着刘小向、那个马姓女弟子、50多岁的男性老余和刘春兰踏上了北京“弘法”之旅。刘春兰的儿子得知后追到南召县把她拉回去了，剩下我们三男一女坐火车进京。到北京后，第一天先在天安门广场转悠，摸摸情况。第二天，到了天安门广场，我心里害怕，围绕广场转了几圈就想走。刘小向不断地向我打气，我也怕同伴说我不讲义气是胆小鬼，决定速战速决。于是硬着头皮扯开横幅，高喊口号，在准备逃离时被执勤民警逮了个正着。

　　北京“弘法”之后，父母、妻子不断地劝我不要再练功了，但我根本听不进去。刘小向、王秀华等人见到我后纷纷夸奖我“护法”坚定，我颇为得意。不久，我的女儿出世了，可我却不管不问，每天只是去地下练功点练功。为练功我把工资全部花在聚会上，不管父母、妻子和孩子，有时没钱还伸手向母亲要钱。每一次母亲都是含着泪对我说：“浩浩，只要你不再去练功，不再和那些人聚会，我什么都依你。”面对母亲的恳求，我丝毫没有动摇。妻子每天带着孩子起早贪黑做点小生意来维持家用，作为一家之主的我全然不顾全家老小的生活，认为那是凡人的事情，和我无关，一心只想练功、聚会。练功点的弟子们都知道我去北京“弘法”之事，很佩服我，他们都夸我，说我修得好，肯定能“圆满”，能“成仙成佛”，我也沾沾自喜，感到自己快成“神人”了。

　　母亲为了我天天泪流满面，每天整日难以入眠，茶饭不进，精神恍惚，最后发展到卧床不起，骨瘦如柴，于2003年2月突发脑溢血过早离开人世。

　　在志愿者的帮助下，我逐渐走出了泥潭。回首过去，是法轮功邪教坑了我，害得家人为我担惊受怕，害得我失去了母亲，让我一失足成千古恨。

【责任编辑：一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