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万莉，1971年9月19日出生，家住本溪市东明社区3路5号楼。我是本溪市第三医院内科门诊医生，我丈夫是辽宁科技学院教师。我们两口子学历高、工作好、感情深，认识我们的人没有不羡慕的。但就是这样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却因为我痴迷法轮功，险些葬送了。

　　从小我就性格内向、孤僻，看问题愿意钻牛角尖。1996年初，刚刚生下儿子的我得了产后抑郁症。母亲来看望外孙和我的时候，特意为我捎来一本《转法轮》和几盘练功的录像带，嘱咐我说“法轮大法”能让人“上层次”，练好了可以摆脱一切烦恼。当时，我抱着既怀疑又好奇的心理，开始读起《转法轮》来。渐渐地，我被法轮功的“真善忍”、“做好人”和放下“常人心”那些说辞给吸引住了，觉得这些理论特别符合我的人生观。

　　休产假期间，除了给孩子喂奶，我每天的时间主要就是学习《转法轮》，跟着录像带打坐、练功。由于生活规律，一心学法练功，我的身体恢复得很快，抑郁症状也减轻了，连母乳也比几个月前更充足了。我越发相信这是“大法”在我身上显现的“神迹”，从此，我对法轮功更加难以自拔了。

　　1996年下半年，产假结束，我上班了。但我对工作和家务完全不放在心上。按照《转法轮》的理儿，我认为做常人中的一切事情都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只有学法、练法才是最重要的。为了尽快“上层次”，工作上的事我能推就推、能躲就躲，家务琐事则干脆一概不管。丈夫见我那么痴迷法轮功，开始明确反对我练功。他说：“咱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怎么能相信成仙成佛的说法呢？”我听了非常生气，说：“科学就是万能的吗，有好多未解之谜科学也无法解释呢，你凭什么反对‘大法’？”类似这样的争论差不多每天都要发生，但我毫不在意。

　　后来，我和丈夫干脆分屋住了。丈夫照看儿子住一间屋，我打坐练功住另一间屋，除了喂奶，我基本上不管儿子。我和丈夫两人之间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恩爱有加了。除了母亲以外，家人、好友轮番来劝我，但每次都被我拒之千里。

　　1999年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我和母亲都非常气愤，认为“大法”遭到了常人的误解，觉得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有责任为“正法”和“护法”而出力。

　　1999年9月，为了“护法”，我抱着当时不足3周岁的儿子与家里人不辞而别，辗转来到北京。炎热的夏天，看着怀里的孩子汗如雨下，我一点也不心疼，认为这一切是值得的，孩子付出的越多，将来得到的也越多。呆了几天终因没有联络到大批的“护法”弟子，就回到了家里。家里面丈夫和婆婆已经急得到派出所报了案，还张贴了寻人启事。见我回来，婆婆一把抢过孩子抱在怀里。丈夫在旁边瞪着眼睛数落我，说我不配当母亲，婆婆更是哭天喊地的骂我太狠心了。面对他们焦急的面孔、气愤的举动，我不屑一顾，心想：我是为“大法”讨公道，“护法”岂是你们这些常人所能理解的。

　　没过多久，为了响应“师父”的号召，我认定只有“走出去”、“讲真相”才能走向“圆满”，于是1999年l2月我再次抱着孩子坐上了进京的火车。刚到北京，我就被送回了本溪，到家后，亲友们都来看我、劝我，还指责我，说怎么能忍心带着孩子到北京遭罪呢。但我认为他们都是“魔”，我必须放下“情”，才能闯过“关”，所以根本没有动摇。

　　2000年2月，由于听同修们说，两次进京没到天安门不能算数，我觉得还得再走一次。像前两次一样，我又把儿子带上了。我认为儿子是“小弟子”，这种在“圆满”路上积德行善的事怎么能错过呢。这次我带着儿子终于来到了天安门，并在广场上走了一大圈，了了心愿，但还没有来得及跟北京的功友联系就被我单位的同事拉了回去，原来他们听说我去北京弘法，怕出什么事就赶紧去北京找到了我。

　　在回去的火车上，孩子由于适应不了冬天室内外温差的骤变而病倒了。随车的列车员要给孩子喂药，但我坚持“大法弟子”根本不用打针吃药的“师训”，一边摸着儿子滚烫的额头，一边跟儿子说，等“师父”把你的“业力”消掉就没事了。现场的群众气得骂我冷酷无情，但我不为所动。

　　下了火车，我看见丈夫和婆婆正铁青着脸在站台外等着呢。他们眼里充满了怨恨，上前就抱过孩子，因为发现孩子烧得厉害，精神萎靡，他们都顾不上骂我，赶紧送孩子去了医院。我本想阻止，可又一想，“师父”说要放下“名利情”，儿子的病就是在警告我，我不能再为亲情“执著”了，于是就像与我毫不相干似的，我直接回家了。

　　我父亲和丈夫从医院回来跟我说，孩子得急性肺炎了，高烧不退，正在医院抢救，你这个当妈的赶紧过去看看吧。可我仍无动于衷。我想起“师父”说过“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就说：“你们放心吧，孩子不会有事的。有师父保佑他，死不了的。”丈夫气得骂我是精神病、没人性。60多岁的父亲气得一边说着“着魔了，着魔了”，一边一巴掌打在我脸上。但我连看也不看他们一眼，转身进屋了。后来，经过奋力抢救，儿子终于从死亡边缘被救了回来。

　　2000年4月，由于我执着练功，屡劝不改，又因为工作疏忽险些造成医疗事故，医院领导把我的工作从医务岗位调到工勤岗位，让我负责打扫大楼卫生。全院同事都认为我为法轮功付出了沉重代价，该醒悟了，见到我就对我劝上几句。但我根本不在乎，非但不听她们的劝说，有时还把法轮功的宣传材料拿给他们看。

　　2000年5月，丈夫做出了离婚的决定。我并没有挽留，反而想离婚正好可以去掉“执著”，于是痛快地答应了。当丈夫问我需要什么时，我说：“只要能修炼‘大法’，别的我什么也不需要。”即便这样，丈夫还是把房子留给了我，他带着孩子回到了婆婆家。望着空荡荡的屋子，我认为自己终于把“情”放下了。

　　没有了亲情、家务、工作的牵绊，我学法、练功的时间更多了，但对自己的健康却忽略了。由于自己一人生活，饮食无规律，还经常吃生冷食物，我于2001年夏得了胃肠炎，但我坚持不打针不吃药。9月份的一天，因为剧烈疼痛，我竟然昏倒在走廊里。后来经过同事们的紧急抢救，我才转危为安。经历了这场灾难，我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了。医院的同事们给我讲述了他们接触到的好多悲剧案例，都是关于法轮功练习者因为拒医拒药，错过治疗时机最终撒手人寰的悲剧，我开始反思了。

　　回想起给孩子、丈夫、自己造成的伤害，我终于醒悟了，认清了法轮功害人夺命的本质。在单位帮助下，丈夫和儿子重新回到了我身边，我也重新穿上了神圣的“白大褂”。

　　可直到如今，我还经常在深夜里从噩梦中惊醒过来，法轮功把我从贤妻变成恶母的经历，总是让我一次次地不寒而栗，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差一点被我亲手毁了。

【责任编辑：一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