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亚珍，现年45岁，家住沈阳市沈河区。我是8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在沈阳颇有名气的一家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工作。30岁出头的我，工作就很有起色，领导很赏识我，同事们也说我有发展、有前途。同时，我还有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夫妻互敬、父母健康、孩子聪明，只要一家人聚在一起就能传出朗朗的笑声。遗憾的是这一切都因为我习练法轮功而彻底改变了。

　　那是1997年，当时我的身体不太好，总是腰腿痛，还有妇科病，经常到医院看病，但效果不明显。一天，我去公园晨练时，遇到以前的老邻居刘丽萍大姐，她说：法轮功可以“祛病健身”，不用打针吃药就能治好病。我当时半信半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加入了修炼法轮功的队伍。

　　从此以后，我每天都早早地来到小区广场的练功点，练功时间也由少到多，后来达到2个多小时。不知是运动量增加的缘故，还是与众多同修交流的原因，我感觉心情舒畅多了，身体似乎也舒服些了。我把这些“好现象”归功于修炼见了功效，我对法轮功越来越深信不疑。

　　我购买了录音机、磁带、《转法轮》，把李洪志画像挂在自家的墙上，丈夫见到我的反常举动，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感到事情没那么简单，就开导我：健身是好事，但不要太迷信，提醒我要适可而止。由于当时正是我头脑发热的时候，什么话也听不进去，整天一门心思地学法练功。

　　那段日子里，“大法”在我心里渐渐地占据了“高于一切”的位置。我对家里的事不管不顾，孩子交给了丈夫，父母交给了妹妹，工作上也不愿意接受案件代理，还常常旷工和迟到早退。有一次孩子感冒了，我竭力反对丈夫带孩子去医院，坚持要为孩子“发功消业”，气得丈夫打了我一个耳光……

　　1999年7月，法轮功被政府取缔后，我完全陷入了困惑，说什么也想不通。在同修的鼓动下，去北京参加了“讲真相”、讨说法的“护法”活动，因扰乱了社会秩序，回来后家人和亲属将我送到心理矫治中心，希望我能翻然醒悟，回归正常人的思维和生活。

　　然而法轮功的说教就像一个无形的影子，时时在缠绕和困惑我的身心。从心理矫治中心回来后，我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中，一段时间我把自己关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反思着自己从当初修炼到现在的境况，越想越矛盾，越想越害怕。如果我离开了法轮功，背叛“师父”有罪，会将我的“元神打入地狱”、“形神全灭”；如果我不离开法轮功，就得离开家人，本来就反对我练功的父母定会痛苦不已，孩子也会成为无人管的孤儿。正当我进退两难时，带我“得法”的刘丽萍大姐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对我说：“‘师父’的‘法身’知道你现在对‘大法’动摇了，让我来救度你，如果你半途而废，谁也救不了你，你可不要枉费‘师父’的苦心”。刘大姐的一席“忠告”，让我万分自责和羞愧难当，使站在十字路口的我再次回到了“大法”的道儿上来，当刘大姐提议响应“师父”的号召“走出去，助师正法”时，我毅然决然地把家里的现金全部揣在身上，拿了几件换洗的衣服，招呼也没和家人打就离家出走了。

　　那是2000年的春节前夕我和刘大姐来到离沈阳100多公里的海城，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租了一间小平房，开始了自认为远离常人困扰、有助于练功修行的安静生活。可习惯住楼房的我很不适应冷冰冰的平房，还得生炉子取暖，一个月的时间里我连续感冒发烧了两次，体质虚弱的我头重脚轻，说话有气无力，刘大姐竟然鼓励我说“头重脚轻是快要出功了”，有了同修的赞美，虽然身体上难受极了，但我还是咬牙挺着绝不吃“常人”的药，祈盼着能早日圆满。

　　带在身上的钱所剩无几了，一直从事律师工作的我原本收入可观，根本不用为钱的事发愁，离开工作岗位我才知道，除了当律师我的生存能力很低。我抱着“吃多大苦、消多大业、得多大功”的信念，先后找了几份临时性工作，可都干不长，后来找了一份钟点工，暂时稳定下来，总算可以以“工”养“功”了。就这样，我除了每天上班外，就是和刘大姐走出去“证实法”，我们走村串巷地张贴“真相资料”和发放“真言”小册子，多选择在早晨3、4点出门，发完资料后再去打工，晚上下班后“练功”，可以说当时真的是不分昼夜，勤学苦练，连一顿可口的饭菜都没时间做。因为怕受“常人魔”的干扰，我们不敢在一个地方住太长时间，有几次，我们俩发觉被“盯梢”了，多亏我们跑的快，才得以逃脱。一次夜间逃脱时，我被石头绊倒了，摔得我鼻青脸肿，摔伤的腿害得我一个月时间躲在屋里不能外出，当时还想“‘师父’咋不保佑我”。我和刘姐只好每隔几个月就搬一次家，“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仅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全都用在了为“大法”的宣传上，身心也整天处于高度恐慌和疲惫的状态。

　　就这样，我在外面偷偷修炼了六年，也流浪了六年，由于过度艰苦和劳累，饮食没有规律，休息不好，本就体弱的我经常腰酸腿痛，特别是每次月经期我都会腰疼得厉害。我常常躺在冰凉的炕上思念起亲人来，心里真不是滋味。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躺在土炕上仰望着满天星斗，思绪万千，宇宙是什么？圆满在哪里？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儿子怎么样了？这样东躲西藏到哪一天才有出头之日？孤独感、身体的病痛和思念亲人的酸楚一阵阵向我袭来。我终于按捺不住身心俱疲和情感痛苦的折磨，给离别6年之久的亲人打了第一个电话。我这才知道在我离家的这段日子里，惦念我的亲人们万分焦急四处奔走找我，甚至都拟好了求助新闻媒体的寻人启示，并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家人为我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更让我痛心疾首的噩耗是，母亲因为对我的强烈思念，已于半年前抑郁而亡，父亲也得了脑血栓瘫痪在床，丈夫对下落不明的我彻底心灰意冷，向法院提出了离婚诉求，律师所已将长期无故旷工的我除名……

　　我回到家后，亲人们并没有报怨我，街坊邻居也没有嫌弃我，反复地安慰我说“回来就好”。病榻中的父亲颤颤微微地拉着我不肯放手，生怕我再离开。从此，我寸步不离的伺候瘫痪在床的父亲，不仅端水喂饭，接屎接尿，我还买来“经络图”，按科学的方法每天为父亲按摩，竭力弥补我内心的愧疚。

　　痛定思痛，练功十年，害得我父瘫、母亡、夫离、业失。是社区志愿者为了鼓励我重新生活，积极帮助我联系相关部门给了我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经多方协调，单位原谅了我，让我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前夫为了挽救一个完整的家，最近答应给我一个破镜重圆的机会。如今的我，正在用百倍的努力，拼命弥补我对社会和亲人的亏欠……

图为刘亚珍护理瘫痪在床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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