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邱布华，现年46岁，原平顶山平煤神马集团东联公司职工。我曾经是一名法轮功痴迷者。现在每当回忆过去，我都会情不自禁的流下泪水，家破人亡的悲剧使我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悔恨。

　　悲剧是从我走进法轮功那天开始的。

　　1994年6月份的一天，我与丈夫柴留昌（曾任平顶山法轮功辅导站站长）带着刚满4岁的女儿，参加了李洪志在郑州的“讲法”，从此我和丈夫痴迷到法轮功中不可自拔。

　　我清楚地记得，李洪志在郑州“讲法”时给听课人发功治病。李洪志说：“我叫你们跺脚，你们就开始跺脚，没问题，保证能治好病，以后也不会得病。”随后，他喊“一、二、三”，叫我们在场的人开始跺脚。当时，他的手在空中一抓，然后将抓到的“东西”塞进另一手拿着的矿泉水瓶里，说病治好了。李洪志吹嘘说，他从来没有在“传功讲法”中给听课人的家属发功治病，这是开天辟地第一次，这个机会是从来都没有过的。所有听课的人只要想一下亲人的名字，心里默念着这个名字并跺三脚就可以将亲人的病治愈。当时在场的很多人听了都信以为真并且纷纷照做，我也觉得自己十分幸运，像是找到了救命稻草一样，对李洪志十分崇拜。不辨是非的我当时也随着照做，稀里糊涂的帮我年迈体弱的父亲许下了愿，祈祷李洪志能让我的父亲恢复健康长命百岁。

　　可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97年初我可怜的父亲就一病不起，长期卧床不能走动，一走路就喘气，非常的痛苦。父亲的病需要长期住院治疗，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他都没有离开过医院，受尽了病魔的摧残。1999年12月，已卧床近三年的父亲带着病痛和伤感离开了人世。我这个不孝的女儿，当时只顾一心一意按照李洪志的要求到处“弘法”，宣扬法轮功的歪理邪说欺世骗人，连自己身患重病的父亲得什么病都不知道。父亲得病期间，我对他漠不关心，从来没有在病床前尽过一点做女儿的孝心。每当想到这里，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我悔恨自己当初的所作所为，父亲的去世成了我心中无法弥补的遗憾，这种伤痛将伴随我的一生。

　　可是，在当时极端痴迷的状态下，父亲的去世并没有给我们夫妻敲响警钟，我和丈夫从来不去想为什么李洪志当年的许诺没有兑现，我俩反而越来越痴迷，身陷法轮功的泥潭不可自拔。

　　在我和丈夫的影响下，我母亲于1996年也开始练习法轮功。几年来，她从没间断过所谓的“学法、练功”，一心一意相信法轮功和李洪志，是一个忠实的信徒。父亲去世的惨痛教训并没有触及到母亲的灵魂，她和我们夫妻一样，继续痴迷着邪教法轮功。

　　在“学法”练功期间，一心追求有个好身体的母亲却多次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高血压的症状。当时，我的姐姐劝说母亲吃药，但深受法轮功“消业论”影响的母亲却不以为然，她拒绝看病治疗，根本听不进姐姐的劝说，坚信“学学法，练练功病就会好”的谬论，认为这是在“消业”，硬撑着不去看病，拿自己的生命当赌注。记得，有一次母亲犯病时嘴都歪了，我的哥哥、姐姐劝说母亲去医院治疗，可母亲死活不肯去，她不让我哥哥、姐姐管她，说有“师父”的“法身”保护，自己肯定不会有事。当时，和母亲一样痴迷的我，当然也支持母亲的选择，让母亲坚持“学法”练功，反对母亲去医院看病。

　　但是，我们所追求的美好愿望并没有实现。2007年12月的一天下午5点多钟，母亲在买完馍回家的路上，突然发病，一头栽倒在路边不醒人世。当时，正好被我放学回家的侄儿发现，侄儿认出是自己的奶奶后，及时给我姐和嫂子打了电话，家人立即拨打120将母亲送往医院。当时，我也正好下班走到家门口，我极不情愿地被姐姐拉上车跟着母亲到了医院。当时，已在法轮功中修得冷漠无情的我没有伤心的眼泪，在亲人遭受生命垂危的紧要关头，我和丈夫还妄想着李洪志能救回我的母亲，一直虔诚的发所谓的“正念”。完全迷信于李洪志的歪理邪说之中的我，发了整整7天7夜的“正念”。可是，奇迹没有出现，李洪志没能像我期待的那样留住母亲的生命，母亲撒手离开了我们，我所信仰的法轮功相继夺走了一个又一个亲人的生命。

　　失去了至爱的双亲，我和丈夫不仅没有吸取教训，没有反醒，反而在李洪志的精神控制下对法轮功越迷越深，痴迷到了极点。我们更加疯狂地在家建立资料点，开“法会”，印制宣传品，散发反动传单，多次到北京去“护法”，干着危害社会违反法律的事。我们的疯狂伤害了亲人，扰乱了社会，最终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法轮功害得我的家破人亡，使我原本美好的家庭落得如此悲惨，使原本善良的我变得冷漠无情。醒悟后的我，恨透了大骗子李洪志和邪教法轮功，也恨自己愚昧无知地上了大骗子李洪志的当。我愧对我九泉之下的父母双亲。我想告诉身边的每一个人，痴迷邪教法轮功，只会让人走向罪恶的深渊，只有走出深渊，才会迎来幸福和希望。

【责任编辑：辛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