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玉梅，今年57岁，是上海一家银行的一名普通退休职工。1994年5月，经人介绍我与程德光结婚。程德光是上海一家国企的退休工程师。我丈夫因一直感觉肠胃系统身体不适，抵抗力下降就到医院去检查治疗，并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经过医院检查治疗后，有所缓解就回家修养了。回家修养的日子里，他的情况还是没有好转，又陆续去医院看过几次。他经常在早上去公园等处散散步，锻炼锻炼身体，他看到有人在公园习练某种气功，就上前凑热闹观看，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功，后来才知道这种功叫“法轮功”。“法轮功”练习者都会热情的宣传“法轮功”如何如何好，拉人们参加“锻炼”。程德光听了他们的宣传，联想到自己久治未愈的毛病，长期被病魔折磨的痛苦，无奈和感慨交织在一起，心中不免有些动心，慢慢的加入其中，开始修炼法轮功。
我丈夫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平时做事、工作都很认真。只要他想做好的事情，就会全身心地投入去做。
自从我丈夫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一发不可收拾”，像换了一个人，变得神神叨叨，整天忙于修炼，家中不管不顾，和家人也慢慢疏远，逐步沉浸于另一个世界之中。我和子女多次劝他，可是对于已经痴迷的丈夫来说，已经于事无补。在他看来，家人的劝说都是对师父的亵渎，是不可理喻的，一切的一切都抵不上师父的“谆谆”教诲，而自己所走的是在物质生活条件满足的条件下，对心理的追求，对生命、对死亡探索的一条“金光大道”。
为此，我是又气又恨，我们之间发生了多次的争吵。2002年7月，他因为外出投放法轮功反宣品被刑事拘留。当他释放回家后，我们之间又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有几次甚至闹到了民政局要办理离婚手续。后来在朋友的劝说下，我们之间紧张的关系才慢慢有所缓和。但他还是练习法轮功，面对冥顽不化的丈夫，真的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无法抑制的气愤与怨恨。
从我内心深处去想，我不想轻易结束这来之不易的婚姻。因为我们之间有深厚的感情基础，我相信在我和家人的不断努力下，我丈夫会转变想法的。
2004年至2005年，我丈夫出现频繁去卫生间的情况，多的时候一天要上十多次卫生间，还多次出现疼痛，经常便血。开始我们一家都没有在意，只是以为是他年纪大了，肠胃不好，也没往坏处想，曾经也劝他去医院看看，不要不当回事。然而此时的他依然坚信修炼法轮功会改变所有的一切，便血只是练功的正常排毒反应，他时刻听从师父的“教诲”，有病不治，有药不吃。即使疼痛难忍，他也不吭一声，就这么捱着。由于病情加重，体形本来就瘦的他已慢慢脱去了人形。对于家人送其去医院的想法，他不屑一顾，还与家人多次发生争吵，甚至多天不与家里人讲话。
一次，我趁他上卫生间后，偷偷查看了他的大便情况，血中带脓，我感觉到事态严重，就和家人商量，不能再由着他了，决定必须送他去医院治疗。然而，固执的他却依然不肯。在我和家人多次劝说无效后，家人合力强行将我丈夫送进了医院。等医院诊断的结果出来后，让我和家人大吃一惊，“肠癌”，对我来说这就像一个晴天霹雳，当时我差点晕倒。医院的医生责问我和家人，怎么会这么晚才送病人到医院治疗，这种病能拖到这么长时间吗？必须要立刻动手术，否则要有生病危险。面对自己的病情，此时他再也没有以往的固执和坚持。医院对他进行了一个大手术。由于肠癌拖得时间太长，癌细胞已经扩散，其正常的排泄功能已经丧失，为防止癌细胞继续扩散，医生不得不摘除我丈夫的肛门，为其装上人造粪袋。我丈夫出院以后，不得不整天吊着一个人见人躲的粪袋，忍受着身体疼痛，定期去医院接受治疗。我和家人借这次机会多次与他沟通、交心，劝他不要再相信李洪志的谎言，以前听到这话，他总是会很固执的不置一词，和我据理力争，而现在他都一声不吭。
一度不愿与我和家人交流的丈夫在住院接受治疗的时间内慢慢解开自己的心结，向我和家人吐露了心声，慢慢的放弃了原先长久占据在脑海中的想法，不再相信法轮功那一套骗人的鬼话。
此后，他渐渐走出法轮功的圈子，不再痴迷于法轮功，从前去公园散步、跳跳舞的好习惯又重新出现在他的身上。自患病后他定期去医院看病，接受医院的治疗方案，人又重新开朗起来，原先习练法轮功不吃药不看病造成不成人形的身体又渐渐胖了起来。
每当我静下来回想此事，都会感慨万千，如果没有社区干部和我们家人共同的努力，假使我丈夫还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的话，他可能早已被病魔夺取生命，原本幸福、恬静的家庭会蒙上一层阴影，变得残缺不全，社会上又多一个被法轮功破坏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