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姜春梅，1968年出生于齐齐哈尔市龙江县一工人家庭，今年45岁，大学文化，原牡丹江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讲师。我从小就立志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为了这个梦想和奋斗目标，我刻苦学习，努力奋斗。1987年我如愿考进了哈尔滨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后于1991年分配到牡丹江师范学院外语系任教。在师范学院工作期间，结识了同校体育系的丈夫金宥峰，我们婚后育有一子。

　　我拥有着让人羡慕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丈夫也是大学讲师，孩子聪明可爱，家庭美满幸福。我和丈夫的性格都比较内向，虽然我们拥有令人羡慕的知识分子家庭和社会地位，但是没有掩盖住我们灵魂的空虚。1997年5月，我们接触上了法轮功，从此便觉得找到了人生的终极目标。原本善良、乐于助人的我们，在看淡“名利情”之后，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邪教。当时我十分愤怒，认为法轮功让我们“做好人”，教人“真善忍”，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一定国家冤枉了“大法”，冤枉了“师父”李洪志。于是，我每天继续坚持在家“练功”、“学法”，对着“师父”的画像顶礼膜拜。那段时间，我连班也不上，每天按照“师父”的指令，和同修们一道搞所谓的“讲真相”，并在我们单位发展成员，找机会就向人讲“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2001年春天，我和丈夫把家腾出来，作为“学法点”、“练功点”、“聚会点”，义务教法、教功。我还用家里的积蓄买了电脑、打印机、刻录机等设备，组织单位“同修”一起制作宣传品，打印了近万份宣传材料，多次趁着天黑，把未成年的儿子留在家里，出没在市区的大街小巷，张贴法轮功传单，悬挂法轮功条幅，我觉得自己和同修们干的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结果，我花光了积蓄，家里除了法轮功反宣品，几乎什么都没有，竟连儿子上幼儿班的生活费也交不起。

　　2005年7月，父母极力劝阻我们，说“国家早就取缔法轮功了，你们就不要再练了，好好过日子吧，孩子还小啊，没有你们俩的照顾可怎么行呀？”可是，我和丈夫一点也听不进去，为了“练功”我们什么都可以舍弃。两个孩子在无父无母照顾的情况下，身心饱受伤害，非同龄孩子所能忍受。高龄的父母亲实在没有办法，只能把孩子接到他们那帮着照顾，拖累的二老承受了难以估量的困苦和艰辛。

　　2007年4月，原本身体就不好的丈夫，每天依然跟着我一起“练功”，一起到处散发法轮功宣传品，始终坚持不吃药。而且，我也经常跟他说，那些都不是病，是“业力”，只要专心“练功”，就可以“消业”，而且有“师父”的“法身”保护，不会有事的。可是，丈夫不但没有“练功”使身体好转，反而病的越来越严重，整天咳嗽不止，腹部肿胀得很大。

　　2009年1月22日，正在打坐“练功”的丈夫突然晕倒，功友们都非常害怕，劝我赶紧送丈夫去医院，可我坚决不肯。我觉得这是“师父”在考验丈夫，只要过了这一关就没事了。可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仍然不见丈夫有什么动静，我也开始害怕了。在几个功友的帮助下，将我政府送到了医院。可是已经为时已晚，医生说丈夫是死于开放性肺结核并发症。他的死没有促动我，反而认为丈夫修得比我好，“圆满”“升天”了。我的婆婆因为丈夫的死，不堪打击，离家出走，客死他乡。

　　后来，在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下，我终于走出了法轮功的泥潭，重新找回了自己，恢复了理性。现在，两个儿子也回到了我身边，慢慢地对我亲热起来，我们娘三都在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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