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嘉萍，今年65岁，是上海黄浦区一个普通的退休职工。

　　我原是上海赴江西插队知青，在那里结婚并生下了儿子康康。不幸的是，丈夫在康康7岁那年因车祸去世。两年后，也就是1981年，我按政策回到了上海，并被安排了工作。为了不让儿子受委屈，我一直没有再结婚，独自一人将康康养大成人。

　　1998年初，儿子结婚后搬出去另住。这让习惯了与儿子相依为命的我，总觉得心里空荡荡的。而在这年年底我退休以后，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为了排遣无聊，我每天到附近的小公园去晨练。12月的一天早晨，我看见原来的同事张姐也在那里锻炼，就上前打招呼。闲聊中，张姐向我介绍了法轮功，说是不但能强身祛病，还能给自己及家人带来“福报”。周围与张姐一起练习的人也纷纷说起了练功的好处。我听了信以为真，从此，就加入了练习法轮功的队伍，并逐渐痴迷其中。

　　1999年7月，政府取缔法轮功组织，我觉得不可思议，心想：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要取缔？政府肯定搞错了。于是，我在2000年2月、7月，两次跟着张姐到北京“护法”，两次都被送了回来。儿子、媳妇知道情况后，劝我不要再干违法的事。儿子说：如果你一个人无聊的话，我正好要到外地去工作一段时间，媳妇小娟平时工作也很忙，就把孙子成成放在你这里。”虽然，我并没有答应他们放弃练习法轮功，但宝贝孙子能来住上一段时间，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没过2天，儿子、媳妇就把孙子送来了。不久，儿子去了外地工作。我每天除了照看孙子，做些家务之外，仍是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了练习法轮功之上。2000年11月的一天下午，我把有点感冒的孙子哄睡觉了，又开始练习起了法轮功。正好媳妇来看望我，发现我还在偷偷地练功，就说：“妈，你怎么还在练啊？要是出了什么事，你让我们怎么办？就是对你宝贝孙子也有不好的影响啊。”我说：“有什么不好的？我一人练功，你们大家都会得益，到时候你就明白了。”媳妇反驳说这是骗人的鬼话，我一听就急了，叫她不要胡说，否则没好处。媳妇不高兴地走了，我也没在意。到了傍晚，孙子突然开始发烧，脸红红的，我就想：肯定是下午媳妇在“师父”的像前说了“大法”的坏话，现在报应到她儿子身上了。我急忙跪倒在“师父”像前，恳请大慈大悲的“师父”能原谅媳妇的妄言，消除孙子的“业”。到了第二天中午，孙子的情况非但没有好转，还开始出现脸色发白、大量出汗、呕吐、气促、心跳加快等情况，我觉得这一定是“师父”在考验我们，就在孙子床边放起了“师父”讲法的录音，自己又跪倒在“师父”像前不断祷告。下午，媳妇因觉得对我发脾气离开不应该，再加上不放心身体不适的孩子，又来到我这里。她走进房间，看到此情此景，急忙上前抱起孩子，只说了句：“妈，你搞的什么啊？”就转身疯了似地朝外跑去，等我回过神来，已经没影了。

　　接下来几天，我一直没有得到有关孩子的消息，打电话去儿子家，电话没人接，跑去他们家，邻居说几天没回来了。一直到第四天，儿子突然回来了，我这才知道了情况。原来，那天媳妇把孩子直接抱到了附近的仁济医院，经医生诊断，是由于病毒性感冒没能得到及时医治，导致小儿病毒性心肌炎。如果再不送医院救治，就会引起急性脑缺血，直接威胁到生命。

　　经抢救，孩子的性命是保住了，可医生说，由于诊治较晚，心肌已经严重受损，需要长期治疗，今后不能剧烈运动，而且免疫功能肯定下降了。看着极力压抑着情绪的儿子，我知道他内心的愤懑和痛苦，只是在含辛茹苦将他养大成人的母亲面前，他实在无法发作。但我也清楚地知道，对孙子这一辈子的伤害已经无法挽回。

　　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触动。2001年5月，儿子请了反邪教志愿者上门与我谈心。在事实面前，我逐渐醒悟，终于摆脱了法轮功那些歪理邪说的陷阱，但由于我的痴迷和愚昧，却给家人，以及自己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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