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祝萍暄，45岁，高中文化，河北省深泽县留村乡人。我们一家人靠几亩薄田为生，生活虽然贫穷，但我和丈夫相依为命，照顾孩子，孝敬老人，日子过得很平静。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98年11月16日的晚上，老乡刘丽娟给我送来一本《转法轮》，一盘录音带和一枚法轮章。她告诉我《转法轮》是一部好书，有缘分的人才可以拜读。她还让我把整本书全背下来，连标点符号都不能错，她说如果做到了就能“消业”治病、就能修成佛道神实现“大圆满”，进入亮堂堂的“天国世界”。我被她说的这些迷住了，本来家里就穷，要是练法轮功就能保证不得病，还能“圆满”，那岂不是两全齐美。于是我跟着她练上了法轮功。

　　1999年2月初，刘丽娟告诉我，北京有“学法”交流班，学员经过培训交流后，“学法”就会又好又快。2月15日早晨，我只身到北京参加“学法”交流。我在北京住了三天，资料费、住宿费、车费花了近一千元。

　　在北京交流班上，我买了2张李洪志的照片、8张法轮功光盘和20个护身符。回家后，迫不及待地把“师父”的照片贴到墙上，并在照片下面附小条一张：“师父善心保佑，弟子虔心真修。有到一日圆满，祖辈任听召唤。”随后，又到邻居家借了个VCD，连饭都顾不上吃，就躲在屋子里如饥似渴地看着。孩子因为刚刚八个月（第二胎，1998年6月10日生）突然断奶总是不停地啼苦，但是为了“上层次”，为了“全家受益”，我就把孩子的哭声抛到了脑后。因为李洪志说过：“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你就不能混同于常人，人有七情六欲，为情活着，你在逐渐地看淡这些，逐渐地放下这些，在修炼过程中你直至把它完全放弃”。为了“精进”，我还常常跑到三十公里外的邻村练功点去练功，平时就别说家务活了，就连地里的庄稼都不管了。

　　1999年7月20日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后，我心里很是想不通，我觉得自己情况和别人不同，他们不练可以，我可不能不练。我丈夫是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实蹶子，一年从土里也刨不出几个钱，我公婆长年有病，我练功就是怕将来没钱看病，静悄悄地等待死神来敲门。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解脱的门路，就应该一心一意地练功，坚定地走“弘法”之路。

　　就这样到了2001年冬天，儿子因经常缺乏照料，总是饥一顿饱一顿，比一般的孩子比起来，显得瘦小多了。一段时间内孩子持续不断的感冒咳嗽，发烧流鼻涕。丈夫从村子里诊所拿回药来让我记得给孩子喂，每次都是他前脚刚出门，我就随手把药扔了。我认为孩子的病是“业力”造成的，只要发功将体内的“业力”消掉，病自然会好。

　　2001年12月27日晚，我看孩子的病实在不见好转，就把刘丽娟等几个功友叫来，一起为我儿子“净化身体”、“消业”治病。她们面对着我的孩子，手捧《转法轮》不停地念着，刘丽娟将5个法轮功护身符分别放在我孩子的胸前、两个胳膊袖和两个裤腿里，之后，就开始在我孩子身上摸过来揉过去，看样子很是卖力。可是两个小时过去以后，孩子的体温又上升了一度，体温近至40度了。在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幼小的儿子迷迷糊糊睡着了，功友们高兴地说：“看到了吧，师父显灵了。”到后来我才清楚，这是我儿子哭闹累了睡着了。

　　第二天晚上，丈夫突然发现孩子的脖子很硬，额头也烫，嘴唇发紫，便不顾我的奋力阻拦，匆匆忙忙把孩子送到医院。到了当地深泽医院，医生对我儿子进行检查后，让我们转院，说他们医疗条件有限。一听这话我顿时慌了，再看看儿子仍在昏迷状态。丈夫和大姑姐他们迅速找来车后朝石家庄市里医院赶。到石家庄市儿童医院检查后，儿子立即进了重症监护室，经确诊为病毒性脑炎，中枢神经系统全部感染。医生抱怨说：“如果你们再晚两个时辰，孩子可就没命了！”后来，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顾下，儿子虽然脱离了危险，但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困倦多睡，反映迟钝。

　　从法轮功中醒悟后，我后悔不已，经常在无人的深夜独自流泪，有时用被子捂住头大哭一翻。现如今，孩子养成了极度内向、自闭的性格，不与人说话、不与人交流、更不与同伴玩耍，经常一个人蜷缩在一个无人的角落，萎靡不振，根本没有同个年龄代孩子的活泼与可爱。我无颜面对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更无颜面对自己的孩子，只怕孩子的美好一生都被我耽误了。修炼的人都说法轮功能治病，如果真的能治病，我孩子就不会得病毒性脑炎，也不会成现在这个精神状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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