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官雨静，福建省福州人，原是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的一名法官，丈夫在一家银行工作，夫妻相濡以沫，恩爱有加，我们共同经营着一个温馨的小家。1989年，儿子诞生给家里增添了欢乐和幸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一家人沉浸在幸福中。

　　30多岁那年，由于工作紧张、生活没有规律等原因，我不幸患上内分泌失调症。跑了几家医院，几经周折，病情反反复复，没有根本好转。为了治好病，我一边求助医生，一边通过健身调养来达到康复的目的。那时，全国气功风靡，为了祛病我加入了练功的队伍。掐指一算，前前后后共练习了五种气功，但每一种都因效果不好，没有继续坚持下来，原本通过气功治病的方法也就逐渐放弃了。

　　1997年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去单位上班，刚到单位，一个同事就拿了一本书给我，“雨静，这本书你看看，说不定对你有所帮助”。我看了看，是一本叫《转法轮》的书，她一边说书如何好一边劝我赶快看。开始我半信半疑，随便翻了几页，到后来觉得书中说的蛮有道理的，就继续往下看。渐渐的，我被书中的祛病健身，“真善忍”和“上层次”等内容所吸引。下班后，我把书带回家，当晚我就一口气把书读完。之后几天，我反反复复研读了几遍，慢慢地李洪志的“经文”教义就填满了我的大脑。

　　往后的日子，我一头扎入到练功“学法”中。无论是高阳酷晒的夏日，还是寒气逼人的冬日，每天早上4点多，我就到公园练功，风雨无阻。那时候，除了正常的上班外，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练功上面。管孩子的时间少了，与朋友相处的时间也少了，每天脑子里都是李洪志的“经文”以及和“同修”交流切磋的情景，就连平时偶尔打打麻将、炒炒股的兴趣爱好都被我抛到脑后。那时，儿子正读小学，活泼可爱，成绩优异。每天中午放学时，孩子都会和同学一起到我的办公室做作业，碰到不懂的问题，他总是用那乖巧的语调问我，“妈妈，教教我”，我也总是耐心的辅导他。久而久之，在孩子心中我俨然成了一名家庭教师。迷上练功后，我腾出中午休息时间，用于练功，再也无心辅导孩子的学习，孩子几次问我问题，我都没有听见，有时问了，我也不回答，生怕妨碍自己练功。渐渐地，孩子问我问题少了，最后办公室也不来了。期末，孩子的成绩下降了一大截。

　　由于生活作息规律，心境平和，加上一些功法共同具有的调理功能，经过几个月的修炼，我的身体发生了“变化”，内分泌失调的症状消失了。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丈夫，丈夫也为我感到高兴。我对那个给我书的同事充满了感激，心想若没有她，我不会获得如此宝贵的东西，病就不会这么快好。我把这个全归功于法轮功，认为是法轮功治好了我的病，这以后我更加虔诚地修炼法轮功。

　　为了能“上层次”，我变卖了自己的一部分股票，把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捐给了希望工程，给了那些需要帮助的困难人群，一部分则用于购买李洪志的图书及音像等资料，以便及时跟上“师父”的节奏。每次拿到“师父”新出版的“经文”、音像资料，我都如获重宝，爱不释手，边听边练，如痴如醉。为了增强练功气场，我在练功房间里张贴了“真善忍”的字条和“师父”的图像，让自己身临其境，给自己营造气氛。在我的脑海里，我始终认为法轮功是好的。

　　1999年7月，国家宣布依法取缔法轮功，这对我的触动很大。我对国家这种做法极为不理解，总觉得国家和我们作对，于是把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到国家、社会上面。我开始不断去“弘法”，去上访，给法轮功鸣冤叫屈。12月下旬一天，我背着家人和福州的38个“同修”一起偷偷到北京上访，不久就被当地公安遣送回家。父亲问明了缘由，劝说我别再练法轮功。尽管我做了违法的事情，父亲始终还是不相信自己的女儿会干出这种事情，认为一定是心理出了问题。几天后，家人把我送到精神卫生中心，经医生初步诊断，确定为气功性心理障碍。往后的日子，我在精神卫生中心系统的接受了专业心理医师的指导和心理康复治疗。在医生和家人细心的照顾下，我渐渐康复了。家人看到我的变化都很开心，日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平静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2004年的一天，我无意中收到一个练功者向我递发的一份宣传单，上面写着有关“放下‘名利情’，去‘护法’”等方面的内容。意思是说，现在是考验练功者的重要时刻，一定要经受住考验，要不惜牺牲一切去“护法”。这篇文章把我重新卷入了练功的漩涡，让我重新陷入了法轮功的泥淖。在李洪志“经文”怂恿下，我行为变得疯狂起来，自筹费用印制大量的传单，去散发、“弘法”、去救度所谓的“众生”。我的举动又一次伤透了家人的心，这一次父母叫来舅舅等亲戚，动员他们一起做我的思想工作，劝我放弃修炼法轮功。父亲对我说：“你作为一个国家干部，作为一名法官，不带头守法，你如何维护法律尊严，又如何社会公平正义？”父亲的话铿锵有力，我顿时被震住，但很快就回过神来，给了他有力的反击：“‘大法’就是最大的法，我现在就是在‘护法’”。父亲听到我的回答后怔了一下，说：“你这是在违法犯罪”。

　　从小，父亲就是我学习、崇拜的偶像。在他的心目中，我是个十分听话、懂事、乖巧的孩子，他不理解原本温顺知情达理的我为什么变的这么偏执，不近情理。丈夫也苦苦哀求，劝我看在孩子的份上，为了孩子的学习放弃练功，但任何劝说都无济于事，我心如磐石。记得有一次，我“弘法”回到家后，丈夫对我说：“求求你别再练了，要不我先杀了孩子，然后我再自杀”。见我岿然不动，毫无反应，无奈之下，丈夫使出最后的杀手锏，提出要与我离婚。丈夫本想这下我态度会有所改变，但结果却让他绝望了，一个男人所拥有的自信此时被彻底击垮了。对于女人来说，婚姻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但当时丈夫的话在我面前却显得苍白无力，并没有让我放弃练功的念头，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地“去亲情”的不归路。

　　孩子的学习也在我练功不断“上层次”中走下坡。记得有一次，孩子放学回来，哭丧的脸对我说：“我每天在学校里都提心吊胆的过着，生怕同学知道你在练功，怕同学知道我有一个练功的妈妈，那样我在学校会抬不起头的，自从你练功后，我学习的心思都没了，每天上课都在胡思乱想，开小差。”孩子苦苦哀求并没有打动我的心，相反我却狠狠训斥了他一番，认为这是在阻扰我练功。自那以后，孩子的成绩再也没有好过，初中毕业那年没有考上高中，勉强上了一所五年制大专的职业院校。

　　2005年，丈夫一气之下和我离了婚。少了丈夫的箴言，没了孩子的劝慰，加上父亲的生病，我发现自己练功的障碍少了很多，觉得轻松很多。那段时间我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为了“圆满”，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到处散发传单，虽然受到过法律的制裁，但是我没有因此醒悟，依然坚持。由于我的痴迷，原本心脏就不大好的老父亲因伤心过度去世了，而我还没有感到自责。直到2010年，在社会志愿者的帮助下，我才真正看清了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的欺骗。然而，我给家人带来的伤害，再也没了弥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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