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徐春梅，1962年6月出生，是绥芬河市的居民，无业。我的爱人叫钟振发，他是1965年6月生人，是绥芬河市热力公司第三供热站职工。我和我爱人经过别人的介绍，从相识、相知到相爱，最后在1986年结婚，婚后育有一子。我们这个三口之家，虽然不算富裕，日子过得其乐融融。这种美好的生活的轨迹，却在1997年夏天发生了变化。

　　我和我的老伴自身都有一些疾病，我是长期失眠，我爱人有较严重的高血压。1997年6月，经人介绍，带着祛病健身的想法，我们两口子双双走近了法轮功。我们俩自认为找到了精神支柱，找到了真正的天书，找到了人生之本，被“返本归真”、“真、善、忍”等所谓的宇宙的最高特性所吸引。我们为此兴奋不已。在李洪志的心理暗示下，我们两口子仿佛感到了“法轮”在旋转，疾病不翼而飞。从此，我们全身心的投入到“学法”、修炼、悟道之中，自认为身体康复了，觉得我们超离了红尘，处处按“真善忍”“修心性”，下决心“上层次”，梦想返本归真去“天国”。家里的生活从此变得一塌糊涂，孩子也不管了，亲戚朋友也不来往了。每天两点多就起床练功，晚上也要练到深夜，牺牲了所有的时间在“学法”，满脑子“以法为师”，满嘴的“法轮大法”，逢人就“弘法”，受到了李洪志的深度控制。

　　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后，我和我的老伴都接受不了。2000年5月，李洪志发了“经文”，暗示法轮功习练者要“往高层次修”，要“走出去”维护“大法”。我也一度产生过疑问：“走出去”，去到国家有关部门去上访，这不是参与政治吗？这不就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不就是违法吗？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还是选择了李洪志的召唤，决定放下生死走出去，到国家的心脏去，到天安门去，那才能“上层次”，比你在家修炼十年还管用，并认为我们没有参与政治，是政治把我们拉了进来。我跟我爱人商量去北京，我爱人不同意去，另外他有工作，也实在是脱离不开。于是，我就独自一人去了北京，住了半个多月，与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进行了交流，还到天安门静坐。

　　从北京回来后，我自认为见到了大的世面，更加执迷不悟了。 我的爱人家有遗传高血压史，我们夫妻俩在习练法轮功时，相信了李洪志的歪理邪说，只要练功，就不用吃药，什么病都能好。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血压却越来越高，怎么也控制不住，有一次在练功时差点被死神带走。后来他的病也犯了多次，经常用练功来“消业”，达到降压的目的，但还是不行。是在2006年3月中旬，他练功倒地不省人事，被亲友强行送到了医院进行救治，终于保住了一条命。出院后，医生一再叮嘱，亲朋和单位同事的多次劝说，他开始服用了降压药，血压一直保持在正常状态，再也没有出现波动。但是，三年一晃就过去了，我的刑期已到，被释放回了家。回家后，我发现了我的老伴的降压药，责问他是不是吃药了，他支支吾吾地承认了，为此我跟他大闹了一场，责骂他背叛了“师父”的教诲，到他的单位把劝他吃药的同事还大骂了一场，并把他的药都倒进了下水道。他经不起我的折腾，就这样乖乖的和我又一起练功，从此不再吃降压药了。在以后八个多月的时间里，他的高血压犯过多次，他始终就是咬着牙坚持不吃降压药，我为此还十分自豪，有成就感，为我的老伴在“大法”修炼的路上没有掉队感到十分的荣光。但不幸的事情却终于发生了，2009年6月12日，我的爱人在去单位的上班途中，突发脑出血，送到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家里的顶梁柱突然倒塌了，家里的唯一收入没有了，自己和儿子还没有工作，生活一度陷入了困境。多年来我们两口子练功，本来不富裕的生活就十分的拮据，爱人死后，家里更是没了收入，生活雪上加霜。沉重的打击，使我一时无法接受，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一度精神恍惚。这时我却是多么需要李洪志—这位无所不能的“大师”给予帮助、给予解释啊！可是，在苦苦的等待中，李洪志没有来，而是社区的领导了解到了我的这种情况后，没有放弃我这个给他们添过无数麻烦的人，积极的帮助我，建设局党委主动与热力公司联系，让我的儿子到热力公司顶替他爸上班，这就解决了我儿子的工作问题，也解决我们的生活问题。绥芬河镇党委根据城市最低生活标准，为我办了低保。

　　巨大的反差，使我彻夜难眠。十几年来，我对李洪志忠心耿耿，顶礼膜拜，可我得到了什么？除了贫困、无助和死亡，还有什么呢？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李洪志没有帮助我，没有为我解决任何困难，而在最困难的时候是党和政府帮助我，解决了我的生活问题和我儿子的工作问题，还是社区的领导关心我，照顾我的家庭。李洪志是害人精，是他迷惑了我，是他伸出的魔爪控制着我，让我把我的爱人往火坑里推，是他夺走了我爱人这个鲜活的生命，在他四十多岁的年富力强的时候，就告别了人世。

　　想想真是痛心，老伴是我坑害了你呀！

【责任编辑：晓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