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严桂芬，今年62岁，家住湖北孝感市孝南区书院街。老伴是西门船厂的职工，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天生弱智。自己文化程度低，一直没有上过班，就在家相夫教子，料理家务。从1994年开始，我就感到眼睛不适，看东西模糊，后到医院检查得的是白内障病。我因没有工作只靠老伴的工资生活，我舍不得花钱，就买一些便宜的眼药水滴滴。

　　1996年6月，我在西门菜市场买菜遇到了后湖小学的张老师，她曾教过我女儿，她说 法轮功神通广大，治我的眼疾可以不打针不吃药，还送给我一本《转法轮》，我说看不懂，她说明天带我去一个地方，慢慢就会领悟的。第二天一大早，她就带我到后湖公园，那里有许多人在打坐。张老师说那些人都是“同修”，你也一起来修炼吧。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加入了练功的队伍，慢慢地我就与他们融合在一起，天天加入他们打坐练功的行列和“学法”交流中，虽然自己当时谈不出个什么道道来，但对修炼法轮功能带来诸多好处越来越向往，因为在“学法”小组的“心得交流”会上，功友们大谈自己如何“受益”，如何得到“师父”的点化，“层次”一天天提升……

　　从此以后，我家务事可以不去做，但一天不去练功点心里就发慌，生怕自己不能尽快“上层次”、“消业”、“圆满”。

　　随着练功、“学法”的深入，功友们告诉我说，做真修弟子还要“去执著”、“向内找”。我当时不太懂，他们就说，就是不要带任何杂念，一心一意相信“师父”的话。如此，我才能摆脱现在的困境，可以脱离尘俗的苦难，到达极乐世界。一直带着这样的幻想，我坚修了三年多。

　　1998年9月，我开始把儿子带着练功，为的是也让儿子能跟着享福。虽然老伴和女儿都反对，但在我的说服下，我硬拽着儿子练了一个多月。那年的11月20日上午，儿子和我到公园的途中，我心里琢磨修炼、圆满的事，没有注意儿子走到了机动车道上，突然被一辆从背后过来的货车撞倒，鲜血淌了一地，好心的过路人打急救电话，我却拦着救护车不让儿子上医院，相信“师父”会用无数个“法身”保佑儿子的。后来我才知道，由于急救延误了最佳时机，儿子救治后至今留下了头晕的毛病，加上天生智障，现在是疯不疯、颠不颠。

　　1999年7月，法轮功被国家依法取缔，处于痴迷中的我一时想不通，生怕断了自己“圆满”的后路，更何况自己眼睛的“病业”还没有“消”？虽然那一段时间我不敢出去练功，但过了一段时间，那位引我入门的张老师主动找到我说，这样下去不行，“师父”最近说了，要大胆地放下人心的执著，勇敢“走出去”、“讲真相”，这样才能“上层次”、“圆满”。为此，我先后12次偷偷“走出去”散发法轮功的传单。2001年元旦，我还与张老师一起到北京“护法”。

　　从北京被遣返回来后，丈夫与女儿都坚决要求我不要再练了，可我跟他们“拒理力争”，坚决不同意。为此，渐渐与家人产生了隔阂。女儿一见到我就哀声叹气，我也视她为阻碍我修炼路上的“魔”。我与老伴的感情也慢慢疏远，一天到头没有两句话，有时老伴想劝我两句，可我脑海里却全是追求“天国”的幻觉，来生转运的渴望，哪会搭理他的话！

　　这时，张老师又找到我，说我经受住了“师父”的考验，长功更快了，也“上层次”了。我心里飘乎乎地憧憬着“圆满”带给我们“好处”。

　　可是，我如此“卖力”，可“好处”一样也没到来，比如，我眼睛的毛病越来越严重，几乎看不到东西了。老伴和女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2002年春节刚过，催我马上到医院治疗，做白内障摘除手术，我一百个不愿意，宁可把时间用到修炼上等着“消业”也不去看病。因为，我要用修炼来“消业”，把自己的眼病治好，让家人看看。

　　2002年9月30日晚上10点，张老师再次来到我家，交给我一包东西，里面装的是“师父”的“经文”、光盘和“护身符”，她说“师父”考验我的关键时刻到了，一定要我在当晚把它散发出去。我感到“任务”很神圣，背着装有资料的书包，在夜色中摸索，挨家挨户将资料塞进别人家的门缝中、车篓里，背着空荡的书包回到家里，心想自己离“圆满”不远了。可我的违法活动，还是被巡逻的警察发现了。

　　2002年10月份，在社区反邪教志愿者的劝告下，我被家人送进了心理矫治中心接受心理咨询和矫治，是心理矫治中心的心理咨询师和反邪教志愿者们，通过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让我终于从邪教的精神控制下摆脱出来，终于认清了法轮功是完全骗人的。

　　回家后，我终于同意到医院看病。考虑到我的家庭困难，医院为我免费做了白内障切除手术。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还为我全家办理了低保。

　　过去，李洪志许诺的“圆满”诱惑让我吃尽了苦头。如今，我又重新融入到正常社会，虽然生活还不富裕，但我很知足，因为全家人现在和和美美，这才是真正的圆满。

严桂芬向笔者讲述时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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