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郝嘉凤，生于1939年2月，是北京大学环境学院的副教授。为了祛病健身练习法轮功，而后被《转法轮》中的“真善忍”所迷惑，逐步走进了泥塘，从祛病健身者成为邪教组织所谓的骨干——北大分站负责人。我曾经亲自参与了“4·25”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充当了李洪志和法轮功邪教组织的马前卒。

　　1999年4月24日下午，李昌在叶浩家亲自召集西城区、海淀区等辅导站负责人开会，通知4月25日到中南海西门府右街集合，反映天津情况，并要求通知到每个学员，说这是最后一次“圆满”的考验机会，人去的越多越好，但是不要说是通知的。会后，还通知我4月25日到姚洁家。

　　4月25日早上，我到了姚洁家，等了半个小时，一个学员（不记得名字）开了一辆小车把我接到她家，在府右街附近的一个公寓。这个学员夫妻俩都是练法轮功的，当天他们都去了府右街，把我一个人反锁在他们家里。李昌交给我的任务是在这里等候电话，然后再把内容用电话转告姚洁。期间我接了两个电话，分别是西城区和宣武区辅导站负责人从府右街打过来的，内容相同，大意是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从学员中任选了两批代表进中南海反映情况，但这些人没有说清楚聚集府右街的原因，要求派正式代表。我立即给姚洁家打电话，把情况告诉了姚洁、李昌，但他们说已经知道了。李昌、姚洁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让我独自在一个学员家里的真实目的，当时我很不明白：府右街学员直接和姚洁家通话，我在这里传话起什么作用啊？

　　1999年8月初中央电视台揭露“4·25”真相时，用图示说明当时有两个指挥部，一个在月坛中学对面姚洁家，一个在府右街附近的一个宿舍楼，也就是我当时所在的地方。看完电视后我更糊涂了，我想一定是政府搞错了。直到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当时我所在的宿舍是起到迷惑政府、保护真正的指挥部的作用。可见“4·25”每一个环节都是事先精心策划好的。

　　在那个学员家呆了约一个小时后，姚洁又把我接到了她家，通知我和另外四个人做正式代表，并把我们的基本情况做了书面记录，准备交给中央领导人。其他的四个代表是：李昌，公安部老处长、高级工程师、研究会成员；王治文，某公司一般职员，也是研究会成员；刘树人，国家体改委原研究所所长；第四个代表是解放军总参谋部原政治部主任，名字记不得了。早上到姚洁家时并没有跟我说当代表的事，但五个代表迅速被召集起来，显然也是事先定好的。

　　上午10点半左右我们五名代表到了中南海西门，后被送到了西城区委会议室，北京市领导孟学农、李其然和两办信访局的正副局长等人接见了我们。李昌、刘树人、王治文三人分别发言，要求给法轮功合法环境、公开出版《转法轮》等书籍。我和那个总参谋部的人也分别讲述了自己和练功点的情况。在会上，北京市领导和信访局长只是听取了我们的意见，并没有做任何表态。晚上八点半左右，李昌、王治文协助两办信访局疏散了在府右街的学员，我们也各自回家了。

　　法轮功美其名曰“4·25”是“向中央反映情况”，可是反映情况需要上万人从各地同时间聚集同一地方吗？显然，反映情况是假，向中央示威、施加压力是真。法轮功口口声声这是一次练习者自发的上访请愿活动，可事实上每一个到那里去的练习者都是被通知去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事先精心设计好的。我和众多的练习者只是充当了李洪志的棋子，成为了他政治野心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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