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晋莉，今年49岁，家住重庆市大渡口区。我和丈夫原籍是山西省侯马市，1992年因丈夫工作调动，我跟随丈夫来了重庆。此后，我们一家人的生活过得井然有序。

　　丈夫虽然工作繁忙，但每月经济收入相当可观，这也让我来重庆后没有了再找工作的动力，在家当起了家庭妇女。1996年3月，成天赋闲在家的我经邻居吴妈介绍，开始接触法轮功。她告诉我练习法轮功不但可以祛病健身，而且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等练功“圆满”后还可以去“天国”，并给我列举了很多练功受益的例子。就这样，我加入了练习法轮功的行列，并很快进入到了痴迷的状态。由于我时间充裕、家庭条件较好，且对法轮功的信仰极其执着，附近的功友对我都要高看一眼，经常三五成群地跑到我家交流练功心得。

　　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下，我倍受鼓舞，对“学法”练功更加一往情深，全然不顾丈夫的感受，也彻底放弃了一个做妻子的责任。按照“师父”的说法，我是完完全全放下了“名利情”、去掉了“执著心”。

　　1999年7月，政府宣布取缔法轮功。练功三年多的我被这突入其来的消息“震蒙”了，自己怎么也没想到宣扬“真善忍”，叫人“做好人”的法轮功会是邪教。那段时间，丈夫也多次劝我不要再练功了，要是实在闲得无聊，他就托人帮我找份工作，做些正事儿。我当时一听这话就急了，谁说练功不是正事儿，还有好多“大事儿”等着我去做呢。由于丈夫日常工作繁忙，劝说几次无果之后，也就没再过问我练功的事。

　　之后很长的时间里，我始终一如既往地按照“师父”各个阶段的要求，不断修炼和提高自己，向着“圆满升天”、“成仙成佛”的目标而奋斗。这期间，虽然我听说有许多功友不再练功，但是却丝毫没有动摇我的信念。我始终坚信，这条路只有一直走下去，才会看到“光明”。怀着如此美好的憧憬和向往，我和身边仅剩的几个功友毅然走在了“精进”的大道上。这一走，就是八年。

　　2007年11月25日下午，功友张茹等人来我家，说另一名功友李玉琴因患肺结核病情非常严重，需要大家集体“发功”帮她治病。据说李玉琴患病后，一直没有上医院，也没有吃药打针，为了“消业”，她竟以死来威胁她的丈夫。听了这番话，我二话没说便和功友们去了李玉琴家。一到她家，我们便被李玉琴的丈夫拦住了，他想方设法劝我们离开，并恐吓说李玉琴的病传染性很强。看着身体极度虚弱、身处危难中的李玉琴，想到“师父”说过：“‘大法弟子’的修炼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圆满’……‘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必须做的。”我们最终还是毅然决定挽救功友的生命。

　　记得当时李玉琴的丈夫执意阻拦我们，一个劲儿要求她上医院，可李玉琴还是坚信“大法”、相信“师父”、信任我们这些功友。她用低沉的声音回绝了丈夫，并让我们聚到她的身边。就这样，我们总共四个功友围坐在李玉琴的床边，集体“发功”为她治病。一次、两次、三次……时间过去了两个多小时，窗外的天色都已经昏暗了下来，可李玉琴的情况却丝毫没见好转。

　　就在大家再次准备“发功”的时候，李玉琴突然急速咳嗽，并口吐鲜血，这一幕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当时，我们都傻眼了，慌张得不知所措……我都不知道李玉琴的丈夫是好久打的120电话，只记得没过多久，救护车就到了。看着李玉琴被救护人员用担架抬走，我们不禁感到强烈的后怕和负罪感，于是赶忙跟着灰溜溜地走散了。后来，听说李玉琴由于耽误了治疗时间，住院没多久，就不幸身亡了。这一噩耗，让我们几个参与“发功”行动的功友悔恨万分，不仅良心上备受谴责，而且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疤。最后，我们四个谁也没敢、也没脸去参加李玉琴的葬礼。

　　经历了这次“发功”事件之后，我和其他三个功友渐渐地对法轮功产生了怀疑，更对“师父”的功能提出了质疑。究竟是“师父”的话不灵了、“法身”不管用了，还是我们一开始就上当受了骗。后在社会志愿者的帮助下，我远离“大法”，过上了常人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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