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叫周根妹，今年53岁，上海人，退休前在市区一家商场工作。1997年，在我15岁的时候，父母离异了，这场家庭变故不仅给我带来了抹不去的创伤，也给妈妈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虽然她从来没跟我说起过什么，但我明显感觉到精神开朗但生性倔强的她像是一下子没有了主心骨，她开始逃避生活，不再像以前那样督促我的学习，关心我的生活。到了1998年，妈妈退休了，这样一来，她的生活陡然又空虚了许多，后来，不知听了谁的“介绍”，她学上了法轮功，正亟需填补生活空虚的她，如同找到了救命稻草，很快就“迷”了进去。于是，家里的锅碗瓢盆落满了尘埃，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法轮功书籍、磁带和宣传品。那时候我功课忙，上完一天课回到家，非但不再有热菜热饭相迎，就连妈妈都常常不见了踪影。好不容易见着妈妈的面，却再也听不到叮嘱和关心，张口便是滔滔不绝的“法轮大法好”。
痴迷大法的妈妈眼中已全然没有了我，没有了家。她不仅在家里练功学法，还上街宣传所谓的“教义”。即便在1999年国家取缔法轮功之后，被“大法”“洗脑”的妈妈已经全然没有了法律的观念，拉横幅、发传单，越是人流众多的地方，她越是“勇往直前”。原本贤惠善良的妈妈竟然成了派出所的“常客”。1999年，她因拉横幅被浦东公安分局处治安警告；2000年因投寄“法轮功”信件被浦东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随着妈妈在法轮大法里越陷越深，她每天早出晚归，几乎不眠不休、不吃不喝，整个人急速消瘦，神情日益怪异。半个月回趟家的我，简直不敢相信站在眼前的就是自己的妈妈：面如菜色，形容枯槁，一看到人，就拉着不放，开口闭口都是“大法”。尤其可怕的是，原本精神健康的她，竟然有了精神分裂症。从2001年开始，妈妈先后多次发病，被送至精神卫生中心治疗。2007年，妈妈搬到郊区，而我已经参加工作，在市区上班。我们身处两地，可是妈妈的状况总是令我无法安心工作。有一次，我半夜接到电话，说是妈妈精神病发，一个人在路上徘徊，不知道回家——这样的“夜半来电”和妈妈病情的反复，令我对法轮功充满了痛恨！我妈妈绝对不能碰法轮功，碰了就肯定不行！人们说，单亲家庭，至少还有一个“亲”，可是妈妈练了法轮功之后，我连一个“亲”都没有了！
2007年底，病情又一次加重的妈妈住进了区精神卫生中心治疗。刚入院的妈妈身体极其虚弱，人瘦得只剩下80多斤，精神状态更是极不稳定，时而亢奋激动，时而恍惚木讷，即便如此，她仍然“沉迷”于“大法”之中，居然强打精神死活还要坚持练功，还起劲地向周围病人和医护人员宣传“大法”！但是，即便如此，医务人员和来自社区的干部和反邪教志愿者并没有厌弃她，而是把她当作一个得了重症的病人，全力予以治疗和挽救。
那段时候，我工作忙，只能每隔一段时间才能来看望妈妈，但慢慢的，我惊喜地发现妈妈开始有了变化，先是身体状况逐步改善，在医务人员的治疗和督促下，生活起居有了规律，饮食恢复了正常，到最后出院时，妈妈的体重已经恢复到100多斤的正常状态了！
除了身体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她的精神状态也渐渐发生了转变。原本滔滔不绝一心钻在“大法”里的她，开始慢慢安静下来了，通过积极的身心治疗和疏导，“大法”和“修行”被逐步淡化，转为平和的调理和静养，妈妈的神志终于清楚了。
2008年，妈妈终于身体康复出院了，令我和周围邻居、亲戚们欣喜的是，那个曾经痴迷法轮功的“大法弟子”不在了，一个关爱儿子的妈妈终于回来了，原先逢人必大谈“法轮大法好”的妈妈，现在非但自己不练了，还能关心别人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陪着妈妈散步，经过一个菜场的时候，妈妈突然若有所思地说：“真想现在回去给你做一桌菜吃……”当时，我的鼻子就酸了！这可是我已多少年不曾感受到的母爱和家的温暖啊！
现在我依然工作繁忙，虽然每周只能回来看望妈妈一次，但我感到安心和高兴。我现在最大的感触就是，再也不用为妈妈担心了，可以和妈妈一起安定地生活。曾被法轮功夺去了整整十年的幸福，现在终于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