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杨景丽，今年64岁，家住内蒙古太仆寺旗宝昌镇，是一名归国华侨，1968年毕业于锡盟师范学校并走上工作岗位，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后来，又任校专职团委书记、旗少先队总辅导员、教育局专职工会主席。自己在工作中任劳任怨、勤奋努力，曾多次荣获自治区、盟、旗级“先进教育工作者”称号，并获得第一届自治区“十佳辅导员”奖励。丈夫是一位退休干部，大儿子在外地企业工作，小儿子和媳妇在旗医院上班，和多数家庭一样，我们老的恩爱，小的孝顺，家庭美满幸福。
然而，要不是在一年前，有社会各界的帮助和反邪教志愿者的挽救，我还迷失在法轮功邪教的深渊中，过着众叛亲离、不能自拔的生活。
记得那是1998年11月的一个早晨，我正在晨练，遇到一个小区的刘大妈，她看到我自己在锻炼，就笑着对我说：“你看你一个人锻炼有啥意思，现在社会上流行一种法轮功，大家一起练，气场大，练了这种功不仅可以有病不打针、不吃药，还可以保佑家人平安。”我一听有这好事，十分好奇。当时考虑到自己身体不好，再加上多年来工作劳累，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胃下垂、妇科病等多种疾病，于是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跟着他们练起了法轮功。因为人多热闹和有规律运动，加上心理暗示，一段时间后，自己感觉身体好了许多。从此，我便把身体的好转归功于练法轮功，对法轮功能治病可谓是深信不疑，慢慢的从最初练功为了强身健体的简单想法，发展成为对李洪志的精神依赖。由于我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领会起来“经文”的内容很快，练功又十分“精进”，还经常写练功心得并与功友们交流，大家一致认为我“上层次”快，一定能够“圆满”，很快实现“白日飞升”。为求“圆满”，我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学法”、练功和“弘法”上，再也无暇顾及家庭，家里家务没人做，里里外外一团糟。丈夫和孩子上班经常吃不上一顿我做的饭。
1999年7月份，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我内心极不平衡。老伴和儿子都劝我不要再练了，可我由于对法轮功“反科学、反社会、反人类”的邪教本质和李洪志的政治目的缺乏正确认识，单纯地认为练功能使身体健康，有益无害，难道错了吗？想想自己好不容易有了一定的“层次”，绝不能轻易放弃。丈夫和儿子苦口婆心的规劝，可当时我早已深陷在虚幻的“法轮世界”里，认为这就是李洪志所说的“修炼的人身边总会有许多干扰，是对我们的考验，只有排除‘魔’的干扰，才能‘再精进’。”因此，只要丈夫和儿子劝我不要参与法轮功的活动，我就用断绝夫妻关系和母子关系来对付；社区为了帮助我，专门安排志愿者来开导我，我仍然执迷不悟，并用绝食、自杀相威胁。我心想，你们这些常人懂什么？我这是在度你们，等我修炼“圆满”了，把你们都带到我的“天国”享福，你们现在不让我练，将来我怎么能“圆满”？受这种邪念支配，我对他人的关心、亲人的劝说，心里没有一丝感激和感动。
2007年7月，我在一次练功时昏倒，丈夫赶紧给儿子打电话，将我送到医院抢救。我苏醒后，不仅没有对丈夫心怀感激，反而责备丈夫不该把自己送进医院，心想有“师父”的“法身”保佑，可以自行“消业”。由于我拒医拒药，丈夫和我大发雷霆。回家后，丈夫见我体质虚弱，怕我到处乱跑，把我看在家中。想想这些年我在外受“打击”，在家受“迫害”，可能是“师父”说的“名、利、情”没有完全放下，我必须与丈夫分居，排除各种“魔”的干扰，这样可以一门心思的修炼，等我修成正果，再来度他们也不迟。两个儿子听说我要与他爸分居，都扔下手中的工作急忙赶回来劝我，痛哭着说：妈，我们这么好的家庭，你能不能不要再闹了？丈夫在一旁泪流满面，无以言表，几个人哭作一团。然而，我一想到李洪志说“这个情你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便毅然做了分居的决定，随后在镇上租了一间房子单独居住。邪恶的法轮功，让我由一个通情达理的知识女性变成了一个无情无义、六亲不认的邪教教徒，我的幸福就这样被我亲手推开了……
搬到租住的房子后，在法轮功及其歪理邪说的精神控制下，我全身心地投入“弘法”活动中，经常串联当地功友到处活动。2009年5月，在一次“弘法”的途中，我被一辆三轮车撞伤了腿。当时我告诉司机，练法轮功的人是撞不坏的，你要相信“法轮大法好”就可以保你全家平安。可是我却因为伤口发炎、躺在租的房子里高烧不退，后来房主发现了，把事情告诉了我儿子，儿子把我送到医院治疗了半个多月，差点落下残疾。住院期间，儿子经常劝我，丈夫也天天来照顾我。本来通过这件事自己应当有所觉醒，然而我已深陷迷途不能自拔，病愈后继续刷标语、撒传单、劝“三退”。
2011年10月，在社会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下，我彻底认清了法轮功的邪教本质和李洪志的政治图谋，主动把李洪志的书籍、光盘、像章等物品销毁，终于走出了邪教的泥潭。
现在我从虚无缥缈的幻想世界中回到了正常人的生活，丈夫也与我和好如初了。如今，摆脱邪教精神控制的我，回过头来看自己的那段经历，真是荒唐可笑，是他人的关心和亲人的关爱将我引向了正途，我要倍加珍惜亲情，享受人生最美夕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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