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马志欣，沧州市东光县中医院医生。由于自幼体弱多病，因此我对养生十分热衷。1996年7月，单位放射科的张海燕向大家推荐。说练法轮功不仅可以祛病健身，而且还可以修炼成佛。经他不断的劝说宣传，中医院包括我在内有不少人参加了练功活动。
最初时，我只是跟着练功，对学法并不感兴趣。通过一段时间的锻炼，觉得习练运动量不大，效果还不错，因此就坚持下来。1997年春节期间，张海燕反复向我们说：“法轮功是一门性命双修的功法。如果只练功，不学法，那只能是一场空。”为尽快“上层次”，同时增加“能量场”，我决心潜心学法，并反复动员在东光火车站当调度员的丈夫刘铁栋一同练功。跟他讲：“法轮内旋度己，外旋度人，练习法轮功不仅可以自己受益，而且家人也会跟着沾光”。在我的影响下，丈夫刘铁栋也很快加入了学法练功的行列，而且还很“精进”。
1998年5月，儿子出生了。初为人母的我，非常高兴。但不久，我和丈夫对孩子就厌烦了。孩子一会儿哭，一会闹，让我们无法安心学法。为此，孩子刚刚十个月时，我就以“掐奶”为由，把他送到父母那边，由他们照看。为了学法更加“精进”，我按照李洪志“修行要专一”的要求，不看电视、报纸、杂志，甚至连自己的专业书也弃之脑后。通过学法，我对“师父”的敬仰与日俱增，把“师父”的“经文”看作“金科玉律”，从来没有怀疑过，也没有违反过。
通过研读《转法轮》，我对“师父”描绘的“法轮世界”十分向往。为了使自己尽快“上层次”，有几次在值班时，我也忍不住盘腿打坐研读《转法轮》，以至耽误了给病人抽血化验。为此院长多次找我谈话，要我多钻研业务，不要耽误自己大好前程。说真的，当时心里还真的有点感动。因为我是院长亲自从学校里选来的，并且他对我一直很关心。我也把院长视作父兄。可是这种感动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我便意识到，这是“师父”对我的考验，看看我能不能过“名利关”。因此，我当即便对院长说：“我们‘大法弟子’都是好人，我没给病人抽血化验，那是因为我不想让病人的业力越聚越多。我不去化验，不是害人而是救人。”在多次教育未果后，院领导把我调整了科室。虽然离开了自己钟爱的科室，但我并没有后悔，反而感到自己在修炼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1999年7月国家取缔后，我非常不理解，总想给讨个说法。10月15日晚，在辅导员郭树辉的动员下，我和丈夫抱着一周岁多的孩子，跟着本单位的周荣华、张海燕等人一起去北京“护法”。由于风餐露宿，孩子患上了感冒，小脸烧得通红。看到孩子这种状况，我当时心里十分兴奋，一同来的人也很羡慕，大家都说小孩子心地纯洁，一到北京，“师父”的“法身”就帮着清理身体，日后一定会“圆满”的。
我特别高兴。当接我们回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发现这一情况后，劝我马上给孩子治疗。我当即拒绝，并且说孩子没有病，发烧是因为“师父”正帮着清理身体。由于没有及时治疗，儿子的病发展成肺部感染，咳嗽不止，呼吸困难。同事们在多次劝说无效后，把孩子强行带走给予治疗。当听说他们给孩子输液时，我就好像看到一滴滴黑色的肮脏东西流入孩子的身体中，“师父”刚刚给清理过的身体，顿时变的污浊不堪。我痛恨，我诅咒，那些毁灭孩子大好前程的“恶人”们。儿子痊愈后，同事们把他送我身边时，我心里充满了厌恶，始终觉得儿子特别脏。于是就把儿子送给母亲照管。
北京“护法”回来后，看着同修们一个个退出，再加上父母的苦苦劝说，我也一度迷茫动摇，并且写了不再练习的保证书。写完后，丈夫对我十分气恼，并且用“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大浪淘沙，修炼就是这么回事，剩下的才是真金”这句话教育我。并且恐吓我说，这时我退出，就是叛徒，会被“师父”惩罚。听到这些，我惊出一身冷汗，生怕自己被“师父”“形神全灭”。
为弥补自己的过失，我分别于2001年2月和2002年5月，在明慧网上实名发了《严正声明》。决心要紧跟“师父”，紧跟大法。
2004年8月，在丈夫的鼓动下，我们拿出家里四万元钱购买了两台微机，一台激光打印机，一台一体机等设备。夫妻二人利用休息时间下载信息，并印制法轮功非法宣传材料。对于我们的所作所为母亲十分痛心，时常用痛哭流涕的方式来劝我，有时甚至还下跪求我。面对母亲的劝说我无动于衷，还认为母亲是旧势力派来阻碍我“圆满”的魔。我的冷漠与执拗，让母亲忧心如焚，整天以泪洗面。
2005年3月，母亲因帮我带孩子过度劳累，又加上整天为我操心流泪，患上了青光眼病。我并没有及时送母亲到医院医治，也没有伤心，还认为母亲患上眼病是“师父”对破坏“大法”者的惩罚，是母亲“业力”太深的缘故。因此我和丈夫轮翻劝说母亲跟我们一起“学法”，并时常恐吓母亲，如果再不“学法”就会“形神全灭”。在我们反复纠缠下，母亲也跟着我们一同练功并拒医拒药。因此耽误治疗，以至左眼失明。
2010年6月，在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下，我逐步认识到自己所作所为的荒唐。习练法轮功12年，我荒废了自己热爱的专业，丧失了亲情与友情，失去了太多太多，真令我不堪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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