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星星，女，36岁，现在是山东省邹平县台子镇小学的一名教师。
1996年8月，当时的我学校、家里两点一线，精神上相对空虚，想学点什么却总觉得无从入手。恰在此时，上大学的弟弟从外面带回了一本《转法轮》。在随意翻看了几页后，我便被法轮功所宣扬的“祛病消业”、“得道圆满”，“修炼成佛”所吸引，于是怀着一种“追求圆满”的心一头钻进了《转法轮》，下决心一定要修成“圆满”。
1998年初，潜心研究法轮功已一年半的我，因修炼程度深，知识丰富被推荐为我们县法轮功辅导站辅导员。从此，我对“大法”的事更加上心了，整天忙于组织练功点练功、“学法”、“弘法”等活动，顾不上家也顾不上工作。
在家里，我看望父母的次数少了，往日要好的朋友经常在一起聚聚，练功后同学朋友聚会也不愿意去了，觉得那是浪费时间。把所有的时间用在练功及和功友们“学法”交流上，渐渐地和亲朋好友都疏远了，把自己封闭在自我修炼的狭小圈子里。朋友们见了我都说我变了，变得古怪，变得没有人情味了，都疏远了我。一段时间，我有些懊恼，会回想起朋友们平日里的欢声笑语、会回味朋友的关怀问切。但“师父”的话很快将我拉回现实，“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我渴望“圆满”，期待当我“白日飞升”的那一天，朋友们惊羡的目光。
1999年2月的一天，父亲突然腹痛难忍，去医院检查是阑尾炎发作，需要立即做手术。父亲本身身体就不好，还患有高血压，母亲慌了神，急急忙忙给我打电话，电话那头母亲流着泪轻声的哭泣，而当时的我正忙着组织学员练功、“学法”，不耐烦的声称自己没时间，只是让母亲自己看着办。听说母亲当时是颤抖着双手在手术通知书上签的名字。在他们最需要我的时候，他们的女儿却在演绎着一出荒唐的闹剧。事后，亲戚朋友无不指责我，当时我的心头闪过一丝悔恨，但想起“师父”的话语“在你亲朋好友遭受痛苦时，就看你动不动心”，“你执著于这些，你就修不出来”，那一丝悔恨稍纵即逝，我的冷漠无情使所有的亲朋好友都纷纷摇头。
在学校，其他老师们都忙着上课和批改作业，而我满脑子里却装满了法轮功，上课时经常走神，作业批改的也很潦草。有一次上课时，我说着说着就联系上了法轮功，说“练法轮功能‘慧眼通’，‘开天目’，可以看到常人肉眼看不到的东西，还能得道成佛”。为此，不少家长纷纷找到学校，年级主任没少找我谈话，教导我要端正态度，好好上课。其他的老师也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我把这些都当成阻碍我练功的关口，我嘴上答应的好好的，可心里却满是“师父”的话“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便理所当然的以为自己的修炼加深了一步，自此更是一门心思用在练功上。
1999年7月，法轮功被依法取缔，我心里为“师父”充满委屈，认为“师父”被误解，法轮功被诬蔑。镇政府及单位领导开始找我谈话，亲朋好友也纷纷善言劝说，父母更是肝肠寸断的哭诉和劝解，希望我退出法轮功组织。面对这一切我毫不动摇，认为“师父”对我的考验来了，这一切都是“师父”考验我是否对“法”坚定，是否能去“名、利、情”的机会。
为了从常人中走出来，为了与“名、利、情”决裂，为了响应“师父”“关键时，我要叫你们决裂人时，你们却不跟我走，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的号召，更为了害怕失去“圆满”的机会，我毅然丢下我的父亲母亲、丢下等我上课的学生，抛开朋友、同事对我的信任，不顾及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麻烦和痛苦，于2000年6月和其他几名功友进京“护法”，后被县里领回。当时的我觉得自己又做了“正法”的事，离“圆满”不远了。
2000年，为了帮助我摆脱法轮功，亲人们组织了一个团队做我的工作。我非但一句也听不进去，反而认为他们不理解法轮功真相，认为他们在阻止“正道大法”的弘传，并在心里诅咒他们会有可悲的下场，甚至以绝食威胁做工作的亲人。我抱定了“坚修大法心不动”的信念，还准备着过最后的生死关，等待着“圆满”的到来，等待着“白日飞升”的那一刻，内心充满了无比的欢喜和激动，气得亲人们都无话可说。
然而，由于我过度的痴迷法轮功，投入的精力越来越大，身体越差。2000年11月，我终于顶不住了，竟然昏了过去。昏倒的那一刻，我以为自己已经“圆满”，已经能够飞到天上，守在“师父”身边。但当我醒来的时候，木然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身边是痛哭流涕的父母。一时间，我有些恍惚，看着父母因为我而日益消瘦的脸颊，那关切的眼神，我的心猛地一颤，内心里仿佛有根刺狠狠地扎痛了我的心，那是种被“师父”欺骗的疼痛，那是种看着父母难受备受折磨的痛楚。
经历了这件事后，我逐渐平静下来，开始认识反思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在社会志愿者的帮助下，我心里的症结一个个解开了，开始面对现实，与法轮功彻底割裂，如今的我把整个身心用在事业和家庭上，我又成了父母的好女儿，学生们的好老师。但是那段荒诞的经历，总是人生深刻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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