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于爽，家住大连普兰店市星台镇徐大屯村。我原本有一个和和美美的三口之家。丈夫曹玉强与我同岁，在大连打工，也很出力，一年能挣一万多元，我在家侍弄承包地，抚育年幼可爱的儿子，在屯中虽算不上小康之家，但日子过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每逢年节打工的丈夫回来，儿子都围着我们夫妻撒欢耍娇，日子过得也其乐融融。

　　这美好的一切在1997年春节前发生了改变。那次丈夫放假回来，我看到他带回了《转法轮》、《法轮佛法》、《经文》等书籍和法轮功光盘。他跟我讲，习练法轮功有病可以祛病，没病可以防病等好处，动员我与他一起练功。我信以为真便跟他练习法轮功的动功和静功，练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根本不像他说的那么大的功效，就停止练功，丈夫不满意了，说我“心不诚”。他白天不帮我干活，夜里成宿半夜地闭目打坐祷告，越练越不把我们母子当回事。儿子的淘气嬉闹他都觉得很反感，斥责儿子耽误他练功。我想丈夫常年在外打工，活得也挺累，难得回家一趟，全当休息了。因此，家里的农活和家务全由我一个人承担，我没有任何怨言。

　　1999年7月，国家宣布取缔法轮功，我就劝丈夫不要再习练了。可他根本不理会，也不出去打工挣钱了，成天背着我与一些法轮功习练人员聚在一起，嘀嘀咕咕不知道干些什么。

　　1999年10月12日，丈夫告诉我要出去，我以为他出去打工，谁知道他与一帮法轮功人员到北京去“弘法”闹事。从北京回来后，我就把公公曹洪玉和大伯哥找来劝丈夫不要再练功和干违法的事，可他不但不听，反而声嘶力竭地与我们大吵，说：“你们是凡人，体会不到练功的好处，我到北京‘弘法’，就是‘师父’让我再上一个‘层次’！”结果劝说一次他就和我们大吵一次。气得公公和大伯哥摔门而去，再也不登门管他了。

　　我和亲友劝说不听，他越发张狂了。一天夜间，我发现家里西屋炕上有一些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红布条幅，我拿起来想给烧了，他发现后一把夺过去就走了，很晚才回来。第二天一早，邻居告诉说我屯周围的树上、电线杆上悬挂了很多“法轮大法好”的条幅，我一下明白这是丈夫昨晚干的。我劝他：“孩子他爸，练习法轮功不能当饭吃，我们还是过日子要紧，你看在儿子的份上，不要再这样干了！”他对我的话置之不理，照旧不管家里，继续练功和外出串联。从1999年到2001年5月两年半的时间里，他不但没往家里交一分钱，还多次向我要钱，把打工挣的钱都花光了，家里的日子越来越紧巴。

　　2001年5月10日早晨，曹玉强背着包又要外出，我问他去哪，他说出去打工。我满以为他清醒悔悟，要外出打工挣钱了，乐呵呵地送走了他。谁知道他是到社会上去“弘法”，去散发传单，贴标语，被群众发现后扭送到派出所。我领着儿子去看他，我哭着说：“你要法轮功不要家了，不要我和儿子了吗？你心太狠了！”。可他连看也不看我们母子一眼，也不和我们说话，我的心都凉了，哭着领着儿子回家了。

　　2001年8月，曹玉强经常感冒发烧咳嗽，开始时，我以为他是伤风感冒了。后来，我发现，丈夫不但烧不退，而且咳嗽越来越严重，尤其是晚上，总是不间断地咳嗽，于是，我就去找大夫，把我丈夫的症状和大夫说了，大夫怀疑我丈夫得了肺结核，让我尽快到医院去诊治。因此，我便发动亲属做我丈夫工作，让他到医院检查，他却拒绝去医院诊治，我买了些退烧药让他吃，他将药全部扔掉，我急了对他说：“曹玉强，你再这样下去，咱俩就离婚，我不和你过了！”他怒气冲冲地说：“我不是凡人，你是魔，我的病只有‘师父’能发功为我‘消业’，你就等着看吧，不长时间病就会好的！”不管我们怎么劝说，他就是不去医院，不吃药，一门心思的打坐练功，就这样一拖几个月过去了，他的病不但没好，而且越来越严重，不时地咳血。我急眼了，就和亲属一起决定强行送他到医院，可他就抓住门框死不松手，说：“你们心不诚，不信‘师父’的话，害得我不能上层次，你们再拉我去，我就撞死给你们看！”，没办法我们只好作罢。

　　我丈夫一门心思修炼法轮功，不治病，也不管我和孩子，家里原有的积蓄也让他到处“弘法”给败坏光了，没办法，2004年春节过后，我将孩子托付给公婆，只身一人出去挣钱养家糊口。

　　2004年4月8日，在外打工的我突然接到家里电话，说我丈夫去世了，死在了家里，年仅36岁。我急忙赶回家，看到的是丈夫曹玉强一具瘦得皮包骨头像僵尸一样的尸体。听家里人说，我丈夫临死前还在打坐练功。我怨恨交加，搂着不大懂事的儿子，嚎啕大哭。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样被法轮功给毁了。

【责任编辑：辛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