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参加我延吉高中时的同学聚会，同学相见显得格外亲近，相互打着招呼，问询着各自的状况，回忆着上学时的趣事。席间，我们班的体委拿出一张大照片，那是我们的毕业照，热闹的场面上顿时静了下来，刚刚还有说有笑的同学们，脸色一下子都凝重了起来。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一起投向了我们的班主任侯老师，照片上的侯老师笑容是那么的灿烂，齐耳的短发，大方得体的蓝色职业装，有些娇弱的身体却散发着母爱的温柔。

　　记得侯老师本是一个做事认真负责的人，也特别好强，平时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她是数学教研组组长，有教学公开课都是她出课。在她的带动和严格要求下，我们班不论是班级的学习成绩和卫生等各项评比，都名列学校前茅。对家庭困难的学生她特别的关心，有一次一位家住农村的同学没吃早饭也没带午饭就来上课了，侯老师知道后，把自带的午饭给他吃，而她自己却饿着肚子。

　　可就是这样一位好老师，却因迷信上了法轮功完全变了。

　　事情还得从1992年说起。那年，一种叫法轮功的气功传到了我们学校。我们班主任侯老师最早加入了练功行列，还带着我们全班同学一起练。当时我是班级的班长，所以侯老师特意嘱咐我好好学，学好了要领同学们练。她还告诉我们，每天晚上“师父”都会给我们大家“发功”，让大家每晚十二点都起来“接功”。一天老师在早自习上问有谁接到功了，第一个点名问到了我。我怯怯地摸着头难为情地说：“老师，我昨晚睡过头了，一觉醒来已经是早上六点多了。”惹得全班同学一阵哄堂大笑。侯老师也没有太多的责怪，还是鼓励大家在课余时间多多练习。并说一班有个女生昨晚已经接到功了，都“开天眼”了。事后我们都觉得又好玩又好奇，琢磨着“开天眼”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好奇的我们，有一天把那位同学约出来，神秘地问她：“你是怎么开的‘天眼’的呀？‘开天眼’看到天上的神仙了吗？”哪知那位同学大笑道：“什么‘开天眼’啊，我是怕老师批评我，才那么说的。你们可要为我保密呀。”我们这才恍然大悟！

　　侯老师是个做事特别认真、锲而不舍的人，就这样在我们学校几个月学习法轮功的热潮退去之后，她仍然坚持练习着。

　　三年的高中学习结束了，我们离开了侯老师。有了各自的学业和事业之后，联系的虽然少了，但师恩难忘，每到教师节的时候都会给她寄去贺卡，表达对她的感谢之情。再见到侯老师是在2001年的6月份，在街边的超市下，她消瘦了很多，少了以往的风采，眼神怔怔的，走起路来一点一点地挪动，说话还微微的晃头。我问她怎么了，她说得了脑出血，留了后遗症，现在已经内退了。她问我：“以前学的法轮功你还练吗？”我说：“那时学了几天，早就不练了。”她说：“你要重新练啊，你看我得了病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也能把病治好的。有时间来我家，我给你好好讲讲。”我觉得她说话有点神神叨叨，寒暄了几句就和她道别了。

　　没想到这一别竟然是最后一面。2006年7月的一天，接到同学的电话，说侯老师跳河自杀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很惊诧，第二天组织了能通知到的同学参加了她的葬礼。

　　在葬礼上通过她的家人，我们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侯老师本来是抱着强身健体的目的开始练习法轮功的，但久而久之，家人发现她的行为举止越来越怪异，每天和家人讲的都是法轮功的“消业”、“上层次”、“圆满飞升”，并对着“师父”的画像打坐到很晚。更让家人不理解的是，本来就有些高血压的她不再吃药，还跟家里人说：人有病是因为“业力重”，练法轮功能“消业”，就能把病治好。家里人苦苦劝说，可她就是不听，还告诉家人不要再管她，谁再劝她吃药，阻拦她练功谁就是“魔”。

　　家人没办法，只好对她听之任之。直到2000年5月，侯老师因高血压得不到控制，再加上神经衰弱，情绪不稳定，在一天早上突发脑出血人事不醒，家人赶紧把她送进了医院，经过医院的全力抢救和家人的悉心照顾，侯老师命保住了，却留下了后遗症，无法再继续工作，家人给她办理了内退。内退在家的她这回有了自己的时间，每天打坐，念诵“经文”，只要有人去看她，就和人“弘法”，要别人来一起学一起练。还告诉人家，自己这次犯病就是因为有“师父”保佑，要不命都保不住了，弄得大家哭笑不得，都不敢再去看望她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侯老师越来越痴迷于法轮功，除了吃饭睡觉外，都是在练功、“学法”。可她的身体越来越糟，特别是神经衰弱越来越严重，情绪也越来越不好。到了2006年年初的时候，侯老师的精神越来越不好，整宿的不睡觉，精神恍惚，经常自言自语，还动不动和家人就发脾气，说自己现在还没有“圆满”，都是这几年家人反对她修炼，耽误了她“上层次”。还告诉家人“师父”已经“托梦”给她了，说自己马上就要“圆满”了。家人经常听她这么说，也就没太在意。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2006年7月的一天夜里，侯老师竟然自己便蹒跚出门了，跳进了离家不远的布尔哈通河。等家人找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前排右数第7位，穿蓝色衣服者是侯桂芝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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