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尉振兴，1974年出生，赤峰市喀喇沁旗牛营子镇人。1994年，我考入内蒙古农业大学读书。1997年，即将毕业了，我选择到北京一家饲料企业一边实习一边打工，准备闯出一片自己的新天地，也为家里减轻经济上的负担。

　　1998年5月的一天，正在北京的我突然感觉身体不适，腿上起了一些红疹子，以为挺一挺会应付过去的。可没有想到病来如山倒，我很快发烧住进了医院，医生诊断为过敏性紫癜，紫癜累及肾脏，我同时患上了肾病综合症。

　　从此，可怕的病魔缠上了我这个怀揣梦想还没来得及飞翔的青年。为了节省费用，我从北京返回赤峰市治疗，弟弟放弃学业为我陪床。中医用过了，西医用过了，听说哪里有专治肾病的医院，不管多远，我都跑去治疗。尽管我每天吞进嘴里各种药片，做着各种努力，病情也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就是得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如影随形的病魔，不仅为我的家庭增添了的经济负担，也让我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正当我为此苦苦求索之时，我的一位学法轮功的远房姑姑听说我的情况后，特意来到我家向我推荐法轮功，劝我赶快学法轮功。她向我介绍说，法轮功能祛病健身，世间上的什么病都能治好，而且不用花钱。有病乱求医的我便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开始练上法轮功。姑姑陆续帮我买了一些有关法轮功的书籍和光盘，我一边练功，一边看《转法轮》等书籍，还背诵法轮功“经文”，抄写《转法轮》，很快便对李洪志的“消业”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经过一段时间有规律性锻炼和饮食，我的体质比之前有所增强，病情也得到了一定的缓解。我把这些都归功于修炼法轮功“消业”的结果，坚持认为是“师父”李洪志帮了我，并按着李洪志的观点，人得病不是身体出了问题，而是因为你今世或前世做恶积攒了一种黑色物质“业力”，“修炼法轮功是‘消业’的唯一途径，也是治病唯一有效的方式”，而“‘师父’的功力很高，他可以给你‘消业’”，“生病是‘业力’太重造成的，吃了药就会将‘业力’压回去”。所以我坚持不再去医院检查，不再吃药打针治疗了。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虽然我周围的好多练法轮功的功友都相继放下了法轮功，可我思想上却转不过弯来，依旧坚持练功，而且对练功“消业”深信不疑，并对家人的阻止无动于衷，还认为他们是阻止我修炼的“魔”，动不动就对他们发脾气。我修炼法轮功的事没少让父母因操心上火，特别是母亲知道我相信法轮功的“消业”拒医拒药后，恨我不听话经常生气，加之长期对我的牵挂，身体状况明显下降，精神状态也不如往常，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一筹莫展。但我仍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师父”对我的考验，看我能不能放下“名、利、情”。

　　由于我顽固坚持法轮功“消业”论的立场，长期拒医拒药，我的病情渐渐加重，有几次难受不行了，嘴里还念叨着“‘师父’不会不管我的，等‘业力’消了，病就一定会好”。我爸妈看我难受的样子，与心不忍，更怕我出现危险，曾多次劝我住院检查治疗，我却死活不依，还说：“‘师父’说过如果弟子住院治疗，吃药治病，就会把我们的修炼全都收回去。那样我就前功尽弃了，我就会一直往下掉，最后谁也‘度’不了我。”

　　直到2000年6月，我出现了严重的尿毒症并发症，视力模糊，眼角出血，呼吸不畅，继而昏倒在地。我被送进了市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生命走到了生死边缘。

　　住院后，医院根据我的病情，及时为我联系了肾源，并做了换肾手术。我的换肾手术进行的非常顺利，刚下手术台，我的新肾就开始工作了，尽管术后的抗排异药物昂贵得令人直咋舌，一个月需要1万多元，但一家人还是看到了希望和曙光。据医生说，我的病要是再晚一段时间治疗，我的命就保不住了。

　　面对严酷的现实，我开始反思，我那么“精进”地练功，我的病为什么不好反而会加重呢？在铁的事实面前我终于醒悟，这都是我相信“消业”造成的苦果，法轮功不但没有治好我的病，还差点要了我的命。

【责任编辑：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