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郑秀添，男，1947年8月17日出生，初中文化，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峰尾镇峥嵘村人，曾在福建三明市冶金机械厂工作。我本身患有高血压，需要长期吃药就诊，这对我一个工薪人员来说是不小的经济压力，也是一个沉重的心理负担。接触了法轮功后，我从满怀希望，而后一步步走向痛苦的深渊。

　　1997年4月，我被厂里派去福州开会。当时住的地方旁边有个小公园，每天早上都会有很多人在晨练。有一天早上，我怀着好奇之心去转悠，看到有一群人在围观。这时，有一位看样子比我小几岁的人朝我走过来热情地向我介绍，他对我说他们练的是法轮功，不但能强身健体，而且生病不吃药、不打针就能好，说着还递给我一本《转法轮》、一盒光盘和几盘磁带。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当时聊得很投机，之后我们互留了联系电话。

　　回到家后，我在心里盘算着： 法轮功真的有这么神奇吗？真的可以祛病强身吗？如果练了法轮功真的能把我的病给治好了，那就可以省下一大笔医药费，可以减轻家庭负担。如果法轮功没有这个功效，那我练练也没有什么损失吧！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很快就把《转法轮》看完了。在那位朋友的电话指导下，我认真模仿光盘里的动作，打坐练功。刚开始练功时，我隐约觉得病情有所好转，身体逐渐舒爽了很多，精神头也比以前好了，全然没想到那是精神放松、坚持锻炼的结果。于是，我对于法轮功能治病也越来越有信心了。自此，对于练功活动我更是积极参与，很快就在当地同修中崭露头角。

　　1998年1月，我应邀参加了福州的“学法”经验交流会，并被任命为三明市辅导站负责人。从此，我练功的热情更高了。慢慢地，家庭中的一切对我都不再重要了，练功成了我生活中的唯一。

　　为了潜心练功，我毅然决然地辞掉了工会职务，成天看书、看录像、听录音、打坐练功，还乐此不疲地忘我“弘法”，积极发展学员。生怕有丝毫懈怠影响了“层次”的提升，对不起我身上的“辅导员”之职。

　　通过“学法”交流，我认识到“师父”说的“人之所以会生病是因为上辈子做了坏事累积的业力，一旦吃药，或采取各种方法去治病，就会把病又压进身体里面去，这样业力就永远都无法还成，会导致其他各种新的疾病出现”。所以，我从1998年7月11日开始就不再吃药。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后，厂里这个练功点被取消了，而我仍然坚信“师父”的话。外面不能练，我就躲在家里练，有时也会邀约功友到家里一起练功交流。2001年6月，我退休回到泉港老家。为了能尽快上“层次”，我一心扑在练功上，对其他任何事情漠不关心，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有时入迷到一整天不吃不喝。也许是因为这样，才使得我的病情更加恶化，时常会感到头痛、晕眩。妻子劝我去看医生，还被我训斥了一顿：“我‘师父’说过，练功就是在‘消业’，就是在治病，等业消完了我的病自然就好了。你不要管我，我有‘师父’的‘法身’保佑着，不会有事的。”就这样，我一直坚信“师父“会帮助我“消业”、“上层次”，每天坚持不懈地练功、“学法”。

　　终于，在2005年11月的一天，我恍惚感觉自己像是要“升天”了，眼前隐隐约约出现一片金光，似乎自己“飘”起来了，再后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市人民医院的病床上，全身动弹不得。我吃力地问妻子，她含泪告诉我，当时听到“扑通”的一声，急忙跑进来看，只见我倒在地上不能动弹，就赶紧叫人把我送到医院来。经医院诊断，我是颅内出血导致中风偏瘫。

　　出院后，由于下半身不能动弹，我每天只能躺在床上或者坐在椅子上，勉强能够用自己的双手进食、洗漱，其他什么事都干不了，家里只能靠两个儿子外出打工贴补家用。为了给我治病，全家人都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那时的我在心里对“师父”有些埋怨，但同时对“师父”仍抱有一丝希望，希望“师父”能够赶快帮我脱离苦海。但是在我瘫痪的这5年多时间里，“师父”始终没有来救我，而我的病情反而越来越重了，渐渐地我成了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人，每天躺在床上靠妻子、儿子们照料来度过每一天，这对我来说是一种煎熬。

　　李洪志“师父”不是说练功可以祛病强身吗？我这么认真、这么虔诚地练功，竟落得如此下场，法轮功就是这样“福报”我的吗？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可怕、可笑、又可悲，要是当时不听信法轮功“消业”邪说，及时坚持治疗，也不致于落到如此地步。

郑秀添的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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