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夏华，男，今年58岁，原通化县板厂退休职工。老伴儿叫王玲，1955年10月24日生人，小学文化。

　　老伴儿是在1998年2月接触法轮功的。记得那年2月的元宵节前一天，我到同事家串门回来后，发现老伴儿一个人在炕上盘腿打坐。我问她干什么，她说练功呢。练完功后她告诉我，邻居老刘说练法轮功既治病又强身，百利无害。就这样，老伴儿对练法轮功的好处怦然心动，迫不及待的练起了法轮功。

　　老伴儿在1995年就下岗了，她平时以操持家务为主，有时打点零工，帮人看看孩子。练功初期，老伴儿还能在家做好一日三餐和洗洗涮涮的家务活。可随着她听李洪志“讲法”的录音多了，和功友接触的时间长了，练功的劲头像着魔似的越来越大。白天到练功点练完功后，就在家里听“讲法”的录音，看《转法轮》书籍，晚上在家里打坐。外边的活不干，家里的活也做少了，就连小儿子上学的事都不关心，我下班回家经常连口热饭都吃不上。平时爱说爱笑的她和我唠嗑也少了，但当谈到法轮功时她就来劲了，讲的头头是道，什么法轮功讲“真善忍”，人有病是“业力”所致，练功“消业”不仅病能好，还能“上层次”等等。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后，她感到很突然，很不解。练功点取消了，就在家里练。对老伴儿的执迷不悟，我好言相劝过，但无济于事，也曾故意吵闹过，可还是解决不了问题。看她连命都不要的劲，只好任由她了，我不再指望她能为这个家做什么事，只希望这个家能够完整、平安。

　　从1999年12月开始，平时很少出门的老伴儿，在功友的怂恿下，开始走出去“护法”和“讲真相”。2000年7月，她和功友一起带着横幅进京去“护法”，在天安门前非法滋事，受到行政处罚。回来后，又开始到周边农村散发传单，在外跑了近两个月，把家里辛辛苦苦积攒的一万多块钱挥霍一空。

　　2000年11月，不幸降临到我头上，因企业改制我下岗了，家中唯一的生活来源被切断。下岗后，我一没有本钱，二没有技术，再加上要照顾小儿子上学，外出打工都去不成。为了日后的生活，愁的我茶饭不思，彻夜难眠。老伴儿可倒好，像没事似地，照样练她的功，说什么她“圆满”后什么都不缺，要什么有什么。可眼前的日子还得过啊，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我选择了收废品的活，虽然风吹日晒，苦点累点，毕竟还有点收入，勉强维持一家四口人的生活。

　　2002年初，老伴儿身体出现不适症状，经常发生剧烈头痛、失眠乏力、眼角充血、站立不稳等病症，无论怎么劝她就是不肯到医院检查。她说不用去医院，等把“业”消了就没事了。2002年7月末，老伴儿在闷热的屋内打坐时晕倒在炕上，家人把她送医院抢救。医生说她是高血压引起的脑动脉硬化综合症，由于气温高导致大脑缺血性休克。经过用药她很快清醒过来，医生说她血压太高，容易引起脑出血或脑梗塞，建议等血压降下来平稳后再出院。老伴儿说什么也不听，她说打针吃药只能把“病业”压回去，治标不治本，只有“消业”才能去根，谁劝也没用，自己硬是回到家中。

　　老伴儿在“消业论”的误导下，始终拒医拒药，高血压越来越重。2004年5月的一天凌晨，老伴儿在“发正念”时开始呕吐。我问她那不舒服，她也不说话，过了几分钟就倒在了炕上。我和孩子赶紧把她送到医院抢救，经医生检查确诊她得了脑血栓。医生说幸亏送的及时，超过三小时以上血栓就不好融了。在医院治疗了几天后，老伴儿的身体基本恢复，手一能动她就把输液的针头拔了，闹着要出院。医生说不能出院，我和孩子也劝她巩固治疗几天，好说歹说都不行。我了解老伴儿，她现在只相信“消业”，谁也拗不过她，只好提前办理了出院手续。出院时，医生嘱咐她要按时吃药，一定要把血压控制在正常范围，否则容易复发。出院后，老伴儿见自己没有留下后遗症，就认为是“消业”治好了她的病，更加相信法轮功，为日后的治疗和康复埋下了祸根。

　　2005年12月23日下午，老伴儿在练功时再次晕倒，虽经医院全力抢救，终因严重脑血栓而去世，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家。

　　想起老伴儿的死，我心碎欲绝，痛不欲生。我们结婚几十年，夫妻恩爱，相濡以沫。可以这样说，在她练功之前，几乎没有红过脸，拌过嘴。如今，老伴儿走了，两个儿子去了外地打工，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守着三间空房，往日的欢乐只能在记忆中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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