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一君，今年53岁，浙江宁海城关人，原是供销社的一名职工。

　　1998年底，65岁的父亲刘谷山突发脑溢血晕倒在家，幸亏及时送医院抢救，才脱离了生命危险。出院后，我和母亲对父亲的身体格外重视，遵照医嘱按时给他用药。父亲的病情基本稳定，并渐渐能下床行走。母亲年事已高，照顾父亲力不从心，我便每天下班后，赶去分担些母亲肩上的活儿。

　　此时，法轮功正在我们当地传播。在我们小区的一位法轮功辅导员的推荐下，我们母女俩抱着练功能“祛病健身”和“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的良好愿望，开始“学法”、练功。近三个月后，我们脑子里几乎装满了《转法轮》里的歪理邪说，都觉得父亲的病是前世欠下的“债”，现在不过是在“消业”，大夫的药根本治不好他的病，倒不如让父亲一起跟着“修炼”。父亲也信以为真，就顺从了我们的意思，停用了医生给开的所有药物，强撑病体，与我们一起吟“经文”、练打坐。

　　“师父”说过，“人的身体上的‘业力’多得不行，我却把它们给你‘清理’掉。再把那金光闪闪的‘法轮’和整个这部‘法’的许许多多东西往你身上下，使你能够修炼，给你‘净化’那已经无比肮脏的身体，这是开天辟地没有人敢做的事情”。为了祈求这“金光闪闪的‘法轮’”为父亲祛病消灾，我们仨人天天照着书、听着录音带练习法轮功，母亲每天早上还跪在“师父”的画像前供奉一次。

　　以前我一下班，就匆匆赶到父亲床前，先服侍他吃药什么的，而现在却迫不及待地先读上一段“法轮大法”，再打开录音机，边听“师父”的“讲法”，边做家务。晚饭后，和父母一起练功、“学法”。辅导员不时还带来“好消息”：说哪个功友“开天目”了，看到了远方的亲朋好友及前世来生；又有哪个地方的植物人被“师父”换了脑子，使其恢复了正常等等，使得我们既惊讶又兴奋，对李洪志及其法轮功更加深信不疑。

　　丈夫是单位的业务员，多数时间出差在外，当时正上初中一年级的儿子王翔每天放学后跟随在我的身边。我想，把“大法”传给儿子，让他从小“得道”修炼，长大后就可以顺利地去“天国世界”，这不是“真、善、忍”吗？况且“师父”也说了“你给他再多的钱，你不如送给他一本书”。于是，我就给他买了一本《转法轮》，让他每天学习外，还要早晚跟我们一起练功、“学法”。

　　丈夫一直惦念着父亲的身体，每次出差一回到家，总不忘去看望他。见坚持习练法轮功五个月的岳丈身体日渐消瘦，说话也变得言语不清，“打坐”不了几分钟便东倒西歪，觉得事态严重，便建议尽快恢复药物治疗。我和母亲坚决反对，不但不听丈夫的劝说，反而不断鼓励父亲，还指着《转法轮》对他说：“你看，‘师父’就在你的身边，要坚强些，咬咬牙就能挺过去。”父亲口里也答应着：“‘师父’给我传‘大法’，要‘上天’了，不能吃药，也不能去医院。”

　　1999年5月17日晚上，父亲坐在床上“练功”，眼神暗淡无光，身体突然歪倒在一边儿。母亲对我说，“没关系，过会儿就好，前些天‘师父’生日，我还专门为他上过香呢。”孰料，父亲这一躺下，就再也没有苏醒过来。我们一时迷惑了，“师父”曾说“佛光普照，礼义圆明”、“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可我们这么虔诚的练功“学法”，父亲为什么还是离开了我们？可我们转念一想，《转法轮》中说了，“生老病死都是有因缘关系的，都是‘业力轮报’，你欠了债就得还”。我们认为这一切都不是偶然，是“师父”在暗示、点化我们，而且我和母亲又听信了同修们的“忠告”：这是“师父”对你们心性的考验，如果过不了“亲情关”，所修炼的“功法”就会全部丧失。

　　我没有多想，继续向儿子灌输“毒素”。原本好学上进的儿子从此成绩直线下滑，期末考试全都不及格。老师为此非常着急，多次找到我，劝我不要耽误孩子的学习。而我始终以“人各有命，谁也左右不了谁，只要修炼‘圆满’就好了”等言语来回应。丈夫每次出差回来，也告诫我千万不能影响孩子的学习，可我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后，我又遵照李洪志的“旨意”，时时带着儿子一起出门“护法”、“弘法”。

　　1999年8月17日上午，我陪母亲练功，把一叠法轮功传单和“护身符”交给儿子去散发。儿子把这些“宝物”往自行车筐里一放，兴冲冲骑车出了门，还没骑多远，正准备向右拐弯上一座小桥时，由于车速过快，桥又没有护栏，连人带车坠入河中。等众人赶到把他打捞上来时，儿子早已停止了呼吸，水面上还漂浮着一片“护身符”。

　　听到这个噩耗，我一下子懵了。我的心蓦地一沉，难道这又是“师父”安排的？我在心里问自己，我不是要“做好人”吗？我陷入了极度的矛盾和痛苦之中。丈夫从外地赶回来，怒不可遏，悲痛欲绝！把家里所有法轮功物品砸得稀烂。

　　在社会志愿者的帮助下，连续失去两位亲人的惨痛教训，让我和母亲认清了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的罪恶本质，脱离了法轮功组织。十多年来，我经常从睡梦中惊醒，九曲回肠。父亲和儿子的音容笑貌时刻浮现在我的眼前，可恨法轮功无情地将我们阴阳两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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