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群菊，是滨州市博兴县人。我丈夫叫闫强，比我大一岁，我们1994年结婚，丈夫工作积极上进，是单位里的业务骨干，他孝顺父母，体恤妻子，热爱家庭。不久，儿子的诞生更是给这个家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1996年，县城掀起了一股法轮功热。丈夫平时喜欢读书看报，也买了本《转法轮》看。那时丈夫常常跟我讲法轮功能“祛病消业”、“强身健体”，还能“净化人心”，对身心都有益。当时我为丈夫能练这种“有益气功”高兴，加上丈夫本来就患有慢性乙型病毒肝炎。练功后，丈夫时常说自己精神足、心情也好。我们全家人都为他感到高兴。

　　修炼了一段时间后，丈夫慢慢地像变了一个人。班也不去上，除了去辅导站，就是把自己关在家里研究功法；在家讲话越来越少，对我和儿子直接不闻不问；以前每天都去父母家问候，现在对父母不管不顾。我开始担心，劝丈夫多关心关心家人，干些正经事。一向温柔的丈夫头一回对我大吼大叫：“我干的不是正经事是什么！我剩下的人生就是要‘上层次’、求‘圆满’，做其他事情才是浪费时间。”我有些不敢相信的看着丈夫，眼里满是委屈的泪水。为让丈夫有个好身体，自丈夫练功以来，我就承揽了所有家务，承担起照顾老人孩子的重任，丈夫非但不感激我的付出，反而斥责我，后来因为我多说几句就拿离婚相威胁。身心疲惫不堪的我心生怨恨，想起丈夫没练功时那种甜蜜的生活，我的心都在滴血。

　　就在这时，国家取缔了法轮功。我恍然大悟，善良的丈夫是上了法轮功的当，孝顺的他哪能不管父母，责任心重的他哪能不要我和儿子，不要这个家呢？我心头重新燃起希望，期盼着丈夫会改邪归正。可没想到丈夫在功友的支持下，照旧练习法轮功。这时，公公也来家里劝说，他耐心地讲解国家的政策和法轮功的危害，帮助丈夫回忆以前家庭的温馨和睦。可丈夫听不进去，反说自己是修炼人，父亲是常人，常人是不会理解修炼人的，还说国家取缔法轮功是“师父”对“大法弟子”的考验，必须得坚强地走过去。公公见丈夫痴迷不悟，气得直拍桌子，声称要与丈夫断绝父子关系，丈夫却转身离开，不予理睬，气的公公愤然离去。丈夫更加痴迷练功了，每天服用的抗病毒药物开始停用，虽然经常感觉身体乏力，但坚决不去医院，一感觉不舒服，就赶紧打坐。

　　此后，丈夫还几次响应李洪志的号召，到北京去“弘法”、“讲真相”，都被单位领导接了回来。在百般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丈夫被送到了心理矫治中心。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丈夫的思想有所改变，重新开始服药。

　　三个月后，丈夫回到了家。原来的他又回来了，在家抢着干家务，对父母嘘寒问暖，和儿子打成一团，我们的生活充满着欢声笑语。可是好景不长，丈夫以前的功友频繁来找他，丈夫没能坚持住蛊惑，再次练起法轮功。他停止了吃药，时常说：“我违背了‘师父’的教诲，以前吃药治病，使我身体里的黑色物质越来越多，今后我必须坚定思想，加倍修炼，早日把业债还完。”一家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丈夫的大哥无奈下要强制带他去医院，丈夫竟与大哥大打出手。

　　2006年，丈夫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时常感到恶心、腹部剧烈疼痛，但仍坚持不去医院，而是打坐练功，大声念《转法轮》。到后来，丈夫索性找了两个功友到家里帮着他“消业”。有时丈夫疼的坐不住，功友就连扶带按让他保持“发正念”的姿势。终于有一天，丈夫疼晕了过去，我哭着把他送进医院，经检查确诊为肝癌晚期。医生责问我们，为什么这么迟才把病人送到医院，病人的肝部肿瘤太大已无法手术。没几天，丈夫就撒手人寰。

　　法轮功许给丈夫一个“圆满”的梦，却要了他的命，毁了我的家，夺走了我们全家人的幸福。我恨死了这该死的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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