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顾泽彬，江苏省靖江市人，现在南京某大学求学。暑假本是回家团聚，可我有家难回，十分感伤。

　　我有一个特殊的家庭。我的父亲叫顾彦明，母亲叫张元兰，他们都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法轮功练习者。而我的家，也有一个特殊的作用，法轮功练习者的活动窝点。想起在那个家中生活的日子，想起那段梦魇般的经历，我总感到一阵压抑，仿佛被一块巨石压得喘不过气来。

　　1996年，我7岁了，刚刚懂事，我的家庭却失去了快乐，因为就在这一年，我的父母开始修炼法轮功。每天，他们除了练功念经，其他什么也不管不顾，总是妄想着开“功能”、“圆满”。7岁的我面临着就学的问题，但我的父母对此不闻不问，他们认为，上学是没有用的，只有跟着他们一起练功才是正道。后来是爷爷把我送进了学校，他和奶奶老两口接手照顾我的学习和生活。现在想起来，如果没有爷爷出现的话，也许我的结局会和在天安门自焚的刘思影一样。

　　1997年，一件非常滑稽的事情发生了，我那对家人万分冷漠、对工作毫不积极、整天神经兮兮的母亲，竟被法轮功组织提升为练功点辅导员。从那开始，她一天到晚忙着拉人练功，我的家变成了菜市场，每天都有大量的陌生人出现在家中，他们常常在晚上聚集在我家里练功，大声的朗读一本叫《转法轮》的书，他们的表情专注而又狂热，我躲在自己的床上，内心感到非常的恐惧。

　　1999年，政府开始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大多数人都在拍手叫好。我也以为，父母应该到回头的时候了。谁知情况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由于父母已完全被邪教的歪理邪说精神控制，他们不但没有脱离法轮功，反而断然走上了对抗政府、顽抗到底的道路。当年10月，母亲骗我说准备一家人到北京旅游，因为我正在上小学三年级，不是假期，我坚决不同意去。可是，父母不管三七二十一，强行把我带到北京。当时，和我们同去的还有四名叔叔阿姨，从他们的交谈中我得知，原来他们都是法轮功修炼者，到北京的目的根本不是旅游，而是到中南海闹事，为法轮功讨说法。而且更为可气的是，我的母亲就是这次事件的组织者，这次赴京费用竟全由我家承担，因为我家并不富裕，母亲甚至和亲戚借了钱。而他们之所以要带上我，竟然是为了宣称法轮大法连小孩都拥护，给我安了个大法小弟子的身份。幸好，他们刚出现在长安街时，巡逻的民警就发现了他们的企图，及时制止了他们的阴谋。

　　回到靖江后，爷爷奶奶闻讯而来，他们老两口哭着恳求我的父母放弃修炼法轮功，我也跪下来恳求他们回头。面对自己父母和儿子的苦求，我的父亲稍有悔悟，可母亲依然无动于衷，在她的心目中只有修炼法轮功到“圆满”才是她的唯一目的。因为政府禁止修炼法轮功，为躲避检查，母亲偷偷把几本《转法轮》的书和其他资料用布包了十几层，装在枕套中，藏在衣橱的最底格，每天只在没人的时候拿出来学习。她自以为无人知晓，却不知早被我发现，我悄悄地把那些书和资料找出来烧掉，母亲发现后竟然狠狠扇了我几个耳光。那一刻，我感觉真的很恨她。

　　由于多年劳累和屡屡受我父母的刺激，爷爷最终撒手人寰，他在临终前仍苦劝我的父母放弃修炼法轮功，同时奶奶的身体也愈加衰弱。家里一系列的变故对我父亲产生了很大的触动，父亲终于选择脱离法轮功，回归了正常人的生活。

　　2000年，妈妈因为长期旷工被厂里除名。从此，她更加变本加厉了，整日在外搞串联、发传单，回到家里，除练功，就是手抄李洪志的经文。为了将她拉出法轮功的迷圈，我们不得不限制她出门，不许她练功，并把所有能写字的纸张都藏起来。但是这时候的母亲已经到了疯魔的程度了，在家人反对的情况下，她竟利用每天上厕所的时间，偷偷用十多卷卫生纸默写了六万多字的《转法轮》，并把默写的卫生纸传播给其他练功者，以供他们学习修炼。有时候，疯狂的母亲甚至逼我练功，嘴里还胡言乱语说什么“大灾难就要来了，再不修炼就来不及了”，看着她那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再想起电视里那在天安门自焚的陈果的惨状，我是坚决不从。

　　在这之后的几年里，母亲成了家里的隐形人，家里貌似只有我和父亲、奶奶三人，父亲在脱离了法轮功组织以后，开始专心工作，被单位评为高级畜牧师，他戏称自己是“家庭主任”，而我则是“家庭副主任”，我和爸爸共同挑起生活的重担。

　　我的童年、少年时代，因为父母的关系，一直在自卑和惊恐中度过，学习成绩一直平平。在这样的苦日子里，看到别的孩子总有妈妈嘘寒问暖，我只能默默流泪。由于父母常年痴迷于修炼法轮功，家里的所有收入几乎全填入了这个无底洞，至今我们一家还蜗居在不足六十平米的老宿舍里。对于母亲，其实并不是我内心不想爱她，实在是因为她伤我太深，每当想起她因练功疯疯癫癫的样子，就对她亲近不起来。

　　我本该有一个平凡而幸福的童年，本该有一个简单而温馨的家庭。但因为法轮功的出现，让这一切全变成了泡影，也让我变得有亲，却难认，有家，却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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