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大翠，今年45岁，巩义市站街镇小黄冶村农民，初中文化，丈夫和我同姓，叫刘其伦。1984年我俩结婚，婚后我们恩恩爱爱，两年间我们的一双儿女先后来到人世。为了让我和儿女过上更加舒心的日子，聪明能干的丈夫每天起早贪黑，吃苦耐劳，尽心尽力为这个家操劳。农忙时丈夫在家种地，农闲时他就去外地干木工活，一年下来也能赚个三、五千元，加上我勤劳肯干，持家有道，日子过得虽不富裕，却也有滋有味。看着活泼可爱的儿女一天天长大，一家人都沉浸在幸福的憧憬中。那几年，丈夫整天乐呵呵的，晚上闲下来他经常坐在自家小院里拉拉二胡哼哼小曲，我就依偎在丈夫身边跟着他一起唱。

　　1997年８月，我们甜蜜而温馨的生活乍起波澜。丈夫的身体出现了头晕，乏力，腰酸、尿频等症状，经巩义市中医院检查，年仅30岁的他，患上了肾炎。从此，我倍加关注丈夫的健康，衣食冷暖，生活起居样样精心照顾。好在，丈夫积极配合医生治疗，病情很快得到了缓解。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1998年年初，丈夫神秘兮兮地说：“有人借给他一本天书（后来我才知道是《转法轮》），按照书上的方法去练习就可以不打针不吃药，不仅能强身健体，还能治疗我的肾炎”。丈夫表示要先练些时日试试看。在试练了两个星期后，他感到精神状态有所好转（后来才意识到是由于药物和有规律锻炼的结果）。从此我丈夫一头掉进法轮功这个泥潭难以自拔了，药不吃，家不管，地不种，一心跟着李洪志追求所谓的“圆满”，完全似变了一个人。从那以后，在我们之间夫唱妇随的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

　　1999年7月，国家取缔法轮功。借此机会，我和儿女多次做丈夫的思想工作，劝他回头，可丈夫根本就不当回事，还说：“现在的法轮功由公开转为地下了，练了病就能好，我必须得练。”2002年2月，丈夫印制了大量的传单、条幅及光盘，散发到各机关、企业，被公安机关拘留。当我得知后急急忙忙赶去拘留所看丈夫，我当着他的面大骂李洪志是个大骗子，把我好好的丈夫骗到拘留所里。丈夫疯了似地捂住我的嘴，并吓得浑身发抖，看到丈夫精神完全被法轮功控制，变得如此的麻木不仁，我伤心至极。

　　这次处罚没有惊醒他，丈夫仍然执意修炼，继续拒医拒药。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偷偷将药物磨成粉末掺到汤中，骗他服用。2006年6月的一天，丈夫突然感到头晕乏力，并伴有全身浮肿的症状，我坚持送他去医院，可丈夫坚决不允许，为此我和他大吵一架。更令人生气的是，他还时常信誓旦旦地反过来“教育”我说：“长期练习法轮功的人用‘九字真经’便能治病，‘九字真经’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是神诀，具有逢凶化吉、起死回生的无边法力，是救命的法宝，走进未来的通行证。”就这样，我丈夫就是不吃药不打针。看着病势日益沉重的丈夫，除了心痛他可怜他照顾他，我一筹莫展，欲哭无泪。

　　2006年10月，我丈夫已经行动困难，不怎么出门了。他找来李洪志的“法相”带在身上，把《法轮大法》放在枕头底下，嘴里念叨“九字真经”，整天躺在床上祈求“李大师”“法身”显灵治病。孩子们看到爸爸日渐消瘦的身躯，哭着对丈夫说：“爸爸啊，爸爸，求求你了，不要再练法轮功了，只有吃药打针才能治好您的病啊！”丈夫依旧坚定不移地说：“孩子，‘师父’会保佑我的！”看着丈夫如此痴迷不悟，我气得直掉眼泪。半个月过去了，丈夫的身体更加虚弱。一个星期五的夜晚，半夜我起来解手，发现身边的丈夫浑身肿胀，小便失禁，躺在床上已经奄奄一息了。家里顿时乱成一团，我和子女一起连夜将他送进了巩义市中医院。经过抢救，丈夫总算捡回了一条命。医生沉重地告诉我：“你丈夫得了严重的尿毒症，这种病要想彻底治好已经不可能了，只能坚持吃药，缓解病痛。”听到这些，我放声大哭，是法轮功害了我丈夫啊。作为妻子，我切齿痛恨李洪志这个骗死人不偿命的邪教头子。现在的科学技术这么发达，丈夫的病情是完全能够控制的，如果他不痴迷法轮功，如果他能及时治疗，是不会转化为尿毒症的。

　　唯一令我感到宽慰的是，在鬼门关上走过一遭的丈夫终于觉悟过来，摆脱了邪教的控制，开始配合治疗了。经过４年的治疗和我的悉心照料，他的病情得到了一定缓解，现在的丈夫已经可以适当干些农活了。可是，为了给他治根本就治不好的尿毒症，家里的经济日益拮据，伺候老人、照顾孩子、赚钱养家这些重担都落到我这个女人身上，自家的院落里再也没有往日的歌声和笑声了。今天，我强忍着悲痛与耻辱把这件事讲出来，希望那些没有练功的或者已经练功的人们,都能认清法轮功的伪善嘴脸,认清李洪志的弥天大谎,离开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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