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郭继本，男，现年51岁，满族，大专文化程度，现在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党委某部门工作。我曾是一名虔诚的法轮功信徒，并曾是本地法轮功组织的骨干成员。

　　李洪志宣称法轮功没有组织，这话可不对。仅以“4·25”事件为例就足以证明。我为啥敢这么说呢？因为当年作为“大法弟子”的我亲历了“4·25”事件。

　　我是1997年开始习练法轮功的，当时我患有风湿、关节炎、肩周炎、消化功能紊乱、神经官能症等多种慢性病，抱着祛病健身的想法，我走入了法轮功。当时我所在的练功点是葫芦岛市儿童公园练功点，有习练者大约300人，辅导员有孔玉梅、李玉荣、梁素杰、吴姐（时间太久记不清名字了），后因为我练功“勤奋”，加之考虑我在机关工作，方便与城管等部门联络解决练功传法活动所需场地等问题，经推选被任命为辅导员（辅导员均由下面推荐，市里辅导站把关同意，练功点有什么事处理不了或把握不准的，均请示市辅导站，辅导站的负责人也经常到练功点掌握情况），但练功点的其他事一般不用我负责。

　　平日大家在一起“学法”、练功，交流心得。但1999年4月23日却与以往不同，那是个周末的晚上，我如常参加“学法小组”的活动，不同的是当晚辅导员梁素杰（法轮功最基层的组织是学法小组，负责人称辅导员；上一级叫炼功点，负责人也称辅导员；到了市、地级叫辅导站，负责人称站长）动员我们说，最近一些“魔”攻击我们“大法”，有个教授叫何祚庥，公开写文章和“师父”斗，天津的警察抓了不少维护“大法”的同修。我们都是“大法”的受益人，应该站出来维护“大法”，现在各地“同修”都在积极行动。我们大家问怎么维护啊？她又说，上面（组织的最顶层，指“大法研究会”）安排在周日全国的“大法弟子”统一到中南海集会，向中央反映情况，争取修炼环境。为了维护“大法”，维护“师父”，作为一个修炼人怎么去做，这是一次很关键的考验。之后，梁素杰又小声暗示说“这也是‘师父’的意思”。当时有人议论说是应该去，周六出发，周日参加“护法”后可以连夜赶回来，上班什么的都不耽误。梁素杰传达上级精神后说，去不去，大家回去考虑一下吧！如果去，明天辅导站的人带队一块走，不然到北京找不到地方，不知道怎么做。临解散时，梁素杰叮嘱说，不管去不去，都不要声张，不然会带来麻烦。

　　第二天上午，在菜市场，遇到练功点的辅导员孔玉梅，她问我到北京“护法”去不去，我说要是不耽误上班就去。当时约定统一乘坐晚上的火车出发。当晚，我们有的各自买票，也有相互熟悉的几个人统一买票的，我因为家里距车站较近，没有让别人代买，乘上20点左右由哈尔滨开往太原的火车奔向北京。车厢里的人实在太多，简直是水泄不通，我见到了十几个相熟的“功友”挤在人群中，彼此心照不宣地用眼神打着招呼。4月25日一早，天刚亮不久，我们下了火车。出站台一看，天啊，摩肩接踵的人群中有很多在衣服的后背上印着“真、善、忍”的人，听话音都是参加“护法”的“功友”。这样就不用问路了，随着人流走就行了。离中南海还很远的时候，“护法”的“功友”已经是人山人海，根本就看不到边。我们挤在了中南海大门对过的人群中，在人行路上站着。不时有北京当地的“功友”走过，边走边告诉大家，“研究会”的负责人代表“师父”已经去和国家领导人谈判去了，大家在这等消息，看下一步咋办。葫芦岛市辅导站的负责人裴广斌、李勇等人不断和北京辅导站的人电话联系，了解信息和“研究会”旨意。

　　就这样，我们一直在急切地等待消息，可是却久久也没有听到谈判结果。在这过程中，不断有人（应该是国家工作人员）劝大家不要在这里集会，赶快回家，有问题通过正常渠道反映解决。但没有任何人肯听肯动。其实，这时候一些人已经开始担心，“护法”究竟什么时候能结束，太晚了回不去家耽误上班怎么办，家里有事耽误了怎么办，心里都想早点撤。问葫芦岛带队的站长裴广斌大家什么时候能回去，裴说“研究会”还没有明确态度，得听指挥，不能撤。大家只好硬撑着。直到晚上7点多钟，天已经黑了，“大法研究会”才给信儿，说“师父”有话，“赶快撤”！于是我们“奉旨”立即各奔东西，几乎在一挥手间所有的“大法弟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和罗强、李艳（夫妇俩）等10余人，挤上了北京到沈阳的长途汽车返程，当时同车的还有沈阳、锦州等地参加“护法”的20多人。这就是我所经历的“4·25护法”。

　　大家从北京返回后，面对当地公安机关的询问时，都说去北京“是自发去的，没有人安排，没有人组织”，“我们法轮功也根本没有组织”，这哪是实话呀！连一句实话都不敢说，谁还敢相信你那个“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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