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玉萍，今年58岁，我丈夫叫邵松，是市一运汽车站退休职工，家住广东省茂名市。1998年，我为了给丈夫治病，接触并痴迷上了法轮功，从此我的生活苦不堪言。

　　1998年6月的一天，我从电白县麻岗镇乘车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多年不见的同学。一阵寒暄之后，她主动约我到水东镇一家餐厅吃饭。席间我们一边叙旧，一边询问对方的境况。得知我丈夫患有高血压，病退在家休养，生活很艰难的情况后，她对我说：“我告诉你一种功法，既不花钱，又不费事，只要你和你丈夫每天坚持练习，过不了多久就会收到奇效。”听她这么一说，我的心开始蠢蠢欲动了，分手时，她特意送了我一本《转法轮》，叫我先拿回去看看。

　　回到家，我认真地翻看了《转法轮》，里面提到的“真善忍”、“救助世人”、“因果轮回”等观点，我很是赞同。于是，我下定决心要修炼法轮功，并积极鼓动丈夫和我一起练功。就这样，我和丈夫从此过上了修炼人的生活。

　　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我和丈夫对李洪志的“消业论”甚为膜拜，认为身体上的病痛是自身“业力”所致，只有通过修炼消除掉这些“黑色物质”，才能祛病消灾。渐渐地，我感觉到身体格外轻松，呼吸格外顺畅；丈夫告诉我，练功这段时间，自己没吃药，反而觉得病症有所减轻，精神也大有好转。这下让我和丈夫喜出望外，认为练法轮功不仅祛病强身，还为我们家省下了不少医药费。从那以后，我和丈夫不断地搜寻、学习李洪志的经典论述，对他崇拜得简直是五体投地，并决心誓死追随“师父”，争取早日实现“圆满”。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我和丈夫不知所措。我打电话给我的同学，她听出我话中的疑虑后告诉我，取缔法轮功只是暂时的，要我和丈夫继续专心修炼，如果半途而废，不但前功尽弃，还会走火入魔，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听她一番话后，我和丈夫的心里感觉踏实了许多，也坚定了对练功的信心。在之后的日子里，不论是天晴日出还是刮风下雨，我和丈夫从没有间断过修炼法轮功。

　　直到2000年3月27日，我跟随茂名市法轮功练习者一起去北京“正法”，后被遣返。回到茂名后，我仍然不思悔改，除了每天在家练功外，还经常外出去“讲真相”、“弘法”，目的就是要让更多的人们知道“真相”。

　　就这样，丈夫在我的带动下，更加勤奋地研修“大法”，并经常召集其他“功友”到我家集体“学法”交流。他时常对我说：“和大伙儿在一起，我的‘功力’不断增加，‘漂浮’、‘升天’的感觉常常会出现。”

　　2003年夏天，我又多次到小区散发传单，虽然多次受到社会志愿者的说服教育，甚至是治安处罚，但我还是没有一点悔意，以为自己这样做又可以增加一成“功力”，对帮教人员苦口婆心的劝说一点儿也听不进去。我甚至天真地以为，现在受的苦都是现世的磨难和报应，是对我诚心的考验。我暗暗加紧了练功的步伐，无论是“发正念”，还是走出去“讲真相”，只要有助于增加“功力”，我全都照做不误。

　　2005年4月6日晚上，丈夫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老婆，我在练功时经常感觉全身轻飘飘的，就像在雾中漫步，云中行走，有一种离地而起的感觉。”这些荒诞的“神奇”感觉，让丈夫更加痴迷法轮功，坚信“圆满升天”是迟早的事儿。

　　2006年3月，随着练功的深入，我的思想境界越来越“高深莫测”了，我认为“救助世人”是我的本分，帮助别人实现愿望成了我最快乐的事情。为了抓紧时间“上层次”、“求圆满”，我再次离开有病的丈夫，和同学一起外出“弘法”。为此，我几乎用光了家里的全部积蓄，就连丈夫的医药费也全被我砸在了外出“弘法”上。我想，这样的付出定能为我积累深厚的“功力”，用不了多久就能“圆满”了，到那时只要自己轻轻“发功”，即便丈夫的病再严重，也能“功到病除”。

　　这期间，丈夫也不甘落后，一个人在家拼命练功，生怕被我拉开了“层次”。为此，丈夫不仅一直没有吃降压药，而且还放弃了户外锻炼，加倍努力地投入到打坐练功当中。但出乎意料的是，一段时间后，丈夫的身体开始出现异常，经常感觉头痛、眩晕、乏力等，且面无血色，精神状态很差。女儿和儿子多次嘱咐他要坚持吃药，实在不行就上医院做个检查，但他却坚持硬撑着，还教育他们说：“练功就能治病，前段时间我就是这么过来的。”怀着这份“执著心”，丈夫硬是坚持按照“师父”的要求，不吃药、不看医生，每天带病坚持打坐练功。后来，他曾几次出现晕厥，但都凭着自身的“毅力”挺了过来。

　　2008年10月，由于丈夫长期停药打坐练功，病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致使其突发脑溢血，虽经医院全力抢救保住了性命，但却落下了终生瘫痪。面对这一噩耗，我在悲伤和绝望中又一次想到了法轮功，想起了“师父”，我认为丈夫的病既然已成事实，那么继续留在医院也无济于事，不妨接其回家自己为他“发功”治病，或许能借助自身“功力”和“师父”的“法身”保护治好丈夫的病。

　　为了满足我心中的想法，同时也为了节省一笔医疗费，于是我极力将丈夫接回到家中休养。面对瘫痪在床的丈夫，我曾经“发功”20多次为他“治疗”，但始终没有任何好转。

　　2010年9月，在茂名市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下，我才逐渐认清法轮功的本质，彻底醒悟过来，但为时已晚，我丈夫为此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责任编辑：虚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