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赵文旭，山东威海人，我和妻子李玲是大学同学，婚后，我们在事业上互相鼓励，工作上互相支持，生活上互相关心、理解，幸福的家庭充满甜蜜、浪漫和温馨。自从有了女儿，她更是热爱孩子、孝敬公婆、料理家务等一切琐事安排得井井有条。邻里间都夸她是通情达理、善解人意的好媳妇，同学中，她又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好大嫂。但是，自从妻子练习了法轮功，以往的幸福、和睦、温馨和恩爱都成为过去。

　　1997年，妻子抱着强身健体的目的开始练习法轮功。开始，她只是利用早晨的时间到公园练功，对工作和生活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所以我也没反对。但是随着练功次数和同所谓“功友”接触时间的增加，受李洪志“学法重于练功，只练动作不学法不能提高层次”等歪理邪说的影响，妻子开始把大量的业余时间投入到“学法”和“弘法”中。妻子因修炼法轮功给我们全家及亲人带来的伤害也就从此开始。

　　首先受到伤害的是我们的女儿。女儿从小就对绘画比较感兴趣。为了培养女儿的这一兴趣，妻子甚至能容忍女儿在家里洁白的墙上随意图画，平时只要有空余时间，就督促和辅导女儿画画。但是，自从妻子把大量业余时间用在法轮功上后，就再也见不到她辅导女儿绘画的场面了。我不在家时，她竟能忍心把女儿锁在家里，自己去“学法”、“弘法”，女儿从此失去了与母亲一起游戏、充分享受母爱的机会。对孩子进行教育是父母的天职，但妻子因迷恋法轮功，根本没有时间辅导女儿，反而荒唐地认为，只要修炼法轮功，女儿的学习成绩自然会提高。有时，我们的女儿生病，妻子相信李洪志“练功人不用打针吃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的鬼话，坚持不让我们的女儿吃药，我只好背着她带女儿去医院治疗。

　　练功后的妻子使我愁肠百结。自从妻子迷恋上法轮功后，我们这个家就不像家了。练功之初，妻子把多干家务活视为以苦为乐，但后来因忙于“学法”和“弘法”，她既无心也没时间料理家务，把大量的家务活都推给了我。每逢周末，本应是一家人团聚的时光，但她却把我和女儿抛弃在家，自己去“学法”、“弘法”，原本温馨、和睦的家日渐冷清，我和妻子因她修炼法轮功而发生的争吵也就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了，家庭矛盾日渐突出。特别是有一次妻子不辞而别，当时我正出差在外，却不得不扔下手头的工作，匆匆赶回。为了找妻子的下落，我在她离开的两个月时间里，曾六次撇下工作，去北京找她。虽然六次进京的花费对于我们这个工薪家庭已不是一笔小开支，但我并不心疼，我只希望能够尽快找到她，使她回心转意。事后有人给我算了一笔账，如果不发生这样的事，用这些钱，可以给我们的女儿买一架什么样的钢琴，可以给我们的双亲多尽多少孝心……

　　最令我痛心的是妻子修炼法轮功给我父母带来的伤害。婚后，我和妻子有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每逢周日和节日，我们都要一同回我的父母家，一方面帮父母干些家务活，同时也让他们享受天伦之乐，扫去一周来的孤独和寂寞。但自从妻子修炼法轮功后，我和妻子及女儿一同回父母家的次数越来越少，父母开始为我们家庭和睦担心。我的父母已经年过花甲，父亲患有高血压，行走不便。母亲患有糖尿病、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病。按照他们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本应是接受儿女照顾、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光，但他们却因妻子练功无暇照顾女儿而承担起抚养我们年幼女儿的重担。

　　尽管父母、女儿和我都因妻子修炼法轮功受到了很多伤害，但我认为，受害最深的还是妻子本人。接触法轮功之前，妻子曾是一个活泼、好动、乐观、开朗，充满生活情趣，对工作满腔热情，对家庭充满爱心的人。但自从修炼了法轮功，妻子被李洪志的歪理邪说完全控制，精神状态每况愈下，做任何事情都用“师父的话”来衡量对错，失去了最基本的辨别是非的能力。那段时间，在她的生活中，除了练功“学法”好像已没有其他任何爱好。因为她觉得做饭洗衣、上街购物、辅导女儿、同女儿游戏、与同学朋友交往都要占用她的修炼时间，所以都被她视为负担。每天几乎除了练功，就是出去和功友们一起“学法”、“弘法”。

　　2000年5月，面对痴迷法轮功、不肯回头的妻子，实在没有办法，我把她送到了心理矫治中心。在心理医生细致耐心的精心治疗下，妻子的的心理逐渐被矫治过来了，恢复了常态。

　　现在近10年过去了，妻子不但自己一直没有再痴迷邪教法轮功，并且为了防止别的群众再上当，妻子还义务当起了社区反邪教志愿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积极投入到反邪教志愿工作中。看着充满了激情的妻子，我常常会问自己，那个过去被法轮功迷住了心窍的她，竟然那么不可理喻、那么陌生，这是为什么呀，看来邪教真是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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