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黄怀松，今年72岁了，洪江市公路局退休职工。女儿黄玲，1967年出生，生前在洪江市公路局安江大桥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女儿黄玲自小听话懂事，邻居也常夸她聪明漂亮，是个孝顺的孩子，参加工作后更是得到了单位领导的肯定。1990年女儿与单位同事小谭结婚，婚后两口子感情很好，1992年外孙小阳阳的出生给全家带来了无限的欢乐，日子过得幸福美满。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我们一家人沉浸在幸福之中，1997年正月女婿因一次车祸不幸离世，这给女儿及全家带来了很大的打击，也正是这一时期法轮功魔掌伸向了女儿。

　　那是1997年下半年，法轮功组织经常在洪江市举办学习班，四处宣扬义务教功、习练法轮功祛病健身，修“真、善、忍”。当时，女儿患有肾结石，经多方求医未得根治，当听说法轮功可以包治百病，又可以“做好人”，“成仙成佛”、求得“圆满”时，还沉浸在丧夫之痛中的她，在一些法轮功骨干的煽动下，轻易地相信了法轮功，并很快参加到了修炼者行列。当时，我以为法轮功就是气功，女儿练气功锻炼身体我并没有反对她，只是提醒她不要为了练功耽误工作和影响家庭正常生活。那时我外孙才5岁，女儿出去练功时，经常将外孙丢到我家，有时很晚才将小孩接回家去，有时整晚让我和老伴看管，闹得我和老伴整晚睡不得觉。随着女儿练功时间不断增长，并当上了江市镇法轮功辅导站站长以后，女儿一天比一天痴迷于法轮功，逢人便宣扬法轮功如何如何神奇，回到家后再也不做家务，不管儿子了。我和老伴实在看不过去，为了使女儿有所收敛，不要成天想着“上层次”、“成仙成佛”。1998年4月的一天，我故意将外孙送到女儿手里，自己和老伴去了亲戚家，想着女儿带着自己的小孩在身边也不会瞎跑了。到了晚上11点钟，我实在放心不下，一打女儿的电话却是关机。急得我实在没办法，只好和老伴连夜赶往女儿家中，打开门只见外孙蜷缩在客厅一角哭得泣不成声，全身发抖，而女儿黄玲去功友家练功去了。我气不打一处来，连忙打电话问信找人，好不容易在她所谓的功友朱玉安家里找到了人。我责怪女儿为什么不带孩子？女儿却说练功忙不过来，哪有时间带小孩，还说后悔当初不该将孩子生下来，影响自己的修炼。听了女儿的话后很让我吃惊，练法轮功练得居然没有人性了。第二天，我趁女儿不在家，将她家中存放的《转法轮》、练功录相带等法轮功资料全部烧掉了，并摔碎了影碟机。女儿回家发现资料不见了就与我大吵起来，并提出要和我脱离父女关系，女儿从小就没有这样顶撞过我，气得我血压升高、胸口巨疼，住进了洪江市人民医院。

　　1999年7月22日，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后，我女儿不听家人的劝说，仍顽固坚持练功“学法”。在其他法轮功顽固分子的组织煽动下，同年12月3日出资1万元伙同另外5名法轮功人员进京“弘法”、“讲真相”，后被有关部门发现，通过教育遣送回家。面对女儿这种痴迷的程度，不得已我和老伴只得搬去和女儿一起居住，希望通过我们的劝导能使她回心转意。

　　然而事与愿违，女儿就像吸了鸦片一样只是在口头上应承我们不练。可后来几次都是凌晨两三点钟避开了我们偷跑出去散发传单，都被她们站里值班的职工找了回来。有一次，我得知她又到江市法轮功原辅导站进行活动时，硬是将她给找了回来，到家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了，我把局领导及老伴、外孙一起叫来劝说，外孙跪在她面前求她不要再练功“学法”了，她也不为之所动，反过来说：“你们人多，我一个人说不过你们。”到2001年下半年的时候，她逢人就说：她把“大法”练成功了，就要登天见“师父”去了。

　　女儿的精神已经完全被法轮功的歪理邪说所控制，原本工作积极、本地善良、生活热情的她变得精神恍惚、反应迟疑。2002年4月15日，我和她单位领导再次劝她放弃法轮功修炼，她根本听不进劝告，我一生气当着女儿的面大骂李洪志是没人性的骗子，女儿跟我急了，认为我是破坏她修炼“大法”的“魔”，还说“师父”说了“大逆之‘魔’就应该除掉”。随后，女儿气及败坏的跑进厨房拿起一把菜刀一顿乱砍，看着女儿的所作所为，我也几尽绝望。更让我感到不安的是，接下来的几个月，女儿脾气变得越来越古怪，已经表现了明显地精神病症状：发作时脾气非常暴躁，把家中家具、电器全部砸烂。事后正常时对发病期间所作所为全无印象。不得已我们将女儿送到湖南省105精神病医院确诊就医。医生说：“由于黄玲长期痴迷法轮功，思想过度集中于某一方面，产生了幻觉，导到致精神上出现了问题。”没办法，只得住院治疗，到2004年4月份，花去医疗费数万元，女儿病情已经稳定。病愈后的女儿也感受到了单位的关心和家庭的温暖，表示今后一定好好生活，不辜负大家的一片关爱。

　　然而好景不长，女儿回家后一个月，朱玉安等几个“功友”背着我们又将女儿邀了出去，重新走上了修炼法轮功之路。2004年11月女儿再次发病，并于12月3日，冒雪离家出走，冻死在离家几十公里外的洪江区嵩岭山脚下，死时怀里还揣着一大叠法轮功宣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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