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杨光珍，今年61岁，家住重庆市高新区渝州路。丈夫陈国华，我和他育有一儿子。我原本一直在家务农，照顾孩子上学，丈夫在重庆做生意。1997年7月，儿子考上了重庆大学，我们拿出家里全部积蓄在重庆购了房，我也随丈夫来到重庆，亲戚朋友都说我有福气。

　　来到重庆后，我主要是为丈夫做饭和料理家务。长年劳累的我一下子闲了下来还真不习惯，我感到莫名的陌生和孤独。1998年3月的一天，我路过重庆111中学时，见到很多穿黄衫的人聚集在一起练功。我好奇地停下来看时，一位30多岁的妹子走上来亲热地跟我打招呼。她说，她练习法轮功半年多了，练了后过去很多病不打针不吃药病就好了，而且皮肤由黑变白嫩了，还说功友亲如姐妹，当时听得我很是心动。临走时，她说我是有缘人，送给了我一本《转法轮》，叮嘱我要好好看。

　　回到家，我抱着好奇的心理连续几天把《转法轮》从头到尾看了个遍，当时我就觉得法轮功太神奇了，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于是，我也加入了练功的队伍，每天早上坚持到练功点与功友一起练习五套功法。我还经常参加功友们的聚会、交流“学法”心得。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我明显感觉自己的身体轻松多了，再也没感到孤独和无助了，而且一位功友还为丈夫介绍了一笔大业务，丈夫觉得我这位“功友”不错，从此丈夫也不再过问我练功的事了。

　　经过大半年的修炼，我相信习练法轮功是一次千载难逢的“修炼”机会，是“真正往高层次带人”，不仅能给自己带来好处，还能给家人带来福音。于是，我就像得到一根救命稻草似的，虔诚地相信李洪志，不敢有一丝一毫的违背，潜心修炼。我期盼李洪志的“法身”会保佑我，给家人带来更多的福报。我买回“师父”讲法磁带花大量的时间听，坚持每天打坐练功，还经常和功友们“切磋探讨”，渐渐地疏于打理家务。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后，当时我很不理解，仍然固执己见继续修炼。儿子正好放假在家，极力反对我练习法轮功，劝我不要影响正常生活。但我当时已经很痴迷了，根本不听儿子的劝。儿子将我的练功磁带砸了，还撕坏了挂在墙上的李洪志画像。我不理解听话孝顺的儿子怎么会这样对我，当时，我心中不断默念“法轮大法好”，并指责儿子会遭报应。儿子见我死活都不听劝，他感到心理压力很大，在同学面前很丢脸。2000年春节后，没有大学毕业的儿子就独自一人去了广州。丈夫见儿子被我气走了，和我大吵大闹，而我却认为是在修炼路上又进了一步。

　　2000年4月，“功友”邀我到天安门广场去“护法”，我因为丈夫坚决反对没有去成，心理感到很不安，觉得自己失去了一次“上层次”的机会。特别是看了“师父”的《走向圆满》、《去掉最后的执著》等“经文”后，我一直害怕被“淘汰”。为了抓住“修炼机缘”，我就经常外出“弘法”、发传单。由于自己的固执、偏激，丈夫也坚决反对我习练法轮功。

　　2003年8月，丈夫陈国华常常感到头痛、头晕、心悸不适，他独自一人到医院检查说是患了高血压，开了些降压药带回家。回到家，他将此事告诉了我，我说只要好好习练法轮功，多读《转法轮》，一定可以治好他的病。功友听说后，专门跑到我们家来给丈夫讲法轮功的神奇，说有人得了高血压后习练法轮功3个月就痊愈的事例，丈夫听得目瞪口呆。我还对他讲法轮大法的很多好，让他抓紧修炼，佛法无边，并告诉他“师父”在佛法中所论述病的来源：都是自己罪业及轮回转世所欠的冤债所致，吃苦、遭受魔难就是在消减罪业还债，承受过去后，人会感觉无病一身轻。

　　在我和功友的劝说下，丈夫逐渐开始接受法轮功，和我一起读《转法轮》、听“师父”的“讲法”磁带，逐渐走上了修炼的路。但练了一段时间后，丈夫说他还是老感到头痛、头晕，并没有好转的迹象。我说我们修炼人要多“向内找”，找到不好的东西都要在“学法”中去掉它，在大法中归正自己，做好“师父”交给我们的“三件事”，“师父”就一定会给我们“消业”，绝不允许说冒犯“师父”的话。听了我的话，丈夫说他“学法”确实不“精进”，还有显示心、争斗心，以后在“学法”中一定要归正自己。而我却到处宣扬说“师父”慈悲给了我丈夫第二次生命，我丈夫的高血压练功一个月就完全好了，让功友们大开眼界。

　　2005年秋天，丈夫感觉左手麻木不听使唤，他问我是怎么一回事，我说可能是“师父”在“消业”吧！当时，我还说我们要稳步地走好修炼路，要救度更多众生，到“圆满”的那一天，少一些遗憾。直到2006年2月7日，我和丈夫像住常一样，在凌晨4:00起床后练功，但练功不久丈夫突然晕倒，人事不醒。我让丈夫平躺在床上后，我口中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师父’快来救救我丈夫”。当天上午，姐姐（丈夫唯一的姊妹）得知情况后，立马赶到我们家要送丈夫去医院诊治。当时我坚决反对，我说凭着我们对“师父”和法轮大法的正信，是不会有问题的。大姐焦急地请来了姐夫和邻居，将丈夫强行送进了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生告诉我说丈夫已患了脑出血，生命垂危，需要手术治疗。即便如此，我丝毫不敢对法轮功有一丁点怀疑，因为我害怕“师父”会抛弃我们。待大姐去凑医药费时，我叫来3个功友，一起将丈夫带回了家。我让丈夫躺在床上，我和3个功友一起发“正念”。大姐和几个亲戚赶来看到了，气得话都说不出来。

　　就这样，丈夫再也没有醒过来，在晕倒过去的第三天晚上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丈夫离开人世后，儿子从广州赶回来，跪在丈夫灵前哭得死去活来。看着儿子伤心欲绝的样子，看着刚刚离我而去的丈夫，我心中一片迷茫。丈夫安葬后，儿子沉默寡言，不肯跟我说一句话，还说是我害死了丈夫。

　　后来，在社区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下，我扭曲的“大法思维”终于被矫正了过来。我开始反思我和丈夫那么“精进”地练功，李洪志“师父”不是说他可以为大法弟子“消业”嘛？不是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嘛？反思我为了神话李洪志，编造丈夫练功一个月就治好了高血压的故事。

　　回归正常生活的我彻底醒悟，是法轮功让我丧失人性，害死了我老公，也使我和儿子间留下了难以消除的隔膜。如今，我多么渴望儿子能原谅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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