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徐翠华，今年75岁，现居住在南京市栖霞区八卦洲。我丈夫叫姚志忠，婚后生了一儿子，小时因患小儿麻痹症，儿子落下了残疾，并患有轻度精神分裂症。如此状况决定了我的家庭生活不能顺心如意,郁闷中我选择了修炼法轮功。本想“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却不想是我不幸家庭噩梦的开始。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是1997年4月的一天，我路过小镇市民广场，发现那边有不少人聚集在一起,神三鬼四的说教者眉飞色舞，善男信女的受教者听的聚精会神。一打听，才知道这些人在练法轮功，说可以强身健体，祛病祛灾，不用打针吃药就可以治好病。当时一位年轻人给我一本《转法轮》，让我先看看，说练了这种功，不仅可以祛病强身，而且还可以“白日飞升”。我说我识字不多可能看不懂，他说不要紧，只要你每天到练功点来练功就可以了。我顿时来了精神，当时真的以为是遇到了大救星，我的丈夫和儿子,还有我自己都是病歪歪的,如果真如法轮功所说的,不仅自己能够强身健体，而且练功还可以“福报家人”，儿子的病也能够痊愈。因此，我急切地加入了练功者的行列，并慢慢迷上了法轮功。

　　此后，我就一心扑到练功上了，家务事也不放在心上了。每天在家里似懂非懂地读《转法轮》,凌晨一点就起床打坐练功，天亮了就到小镇广场上会功友。丈夫和儿子看到我那样，心里很着急，一起劝我，不要再练法轮功了。但是，几个月的修炼，我已经完全痴迷其中了，他们的劝阻令我非常恼火。有一次，丈夫见我完全不顾家了，又一次来劝我，我两眼怒视着他们说：“谁再劝我，我就和谁断绝关系，谁再阻止我练功，谁就是魔！我就和谁拼命！”那一次，我认为自己做到了“师父”对我们弟子要求的“去执著”。

　　1998年初，丈夫突然有低热、精神不振、咳嗽及少量咯血的症状，到医院检查被诊断为肺结核，需要住院治疗。残疾的儿子知道后非常着急，忙前忙后地张罗着要把丈夫送到医院。但我坚持不同意，认为这是因为他自身“业力”太重，所以才会得病的，并且劝说他跟着我一起练功“消业”，“师父”会保佑他的，只有这样，病才会好。在我的一再坚持下，病急乱投医的丈夫也无奈地随我练起法轮功。

　　丈夫刚开始练习法轮功的时候，还经常偷偷地背着我吃一些利福平胶囊、乙胺丁醇等治疗肺结核病的药。后来被我发现了，我一气之下把儿子给买的几百元的药全部扔掉，还逼着丈夫发誓永远不再吃药，一定听“师父”的话，只要练功“消业”就能好。在我固执的坚持下，丈夫停药了。

　　练功一段时间后，丈夫的精神状态似乎比以前好了，这让我和丈夫都很高兴。自此丈夫对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疗效”也深信不疑，一天到晚忙得就是练法轮功，看李洪志的书籍，看碟片等。看着丈夫的精神劲儿，我打心里感谢法轮功。但凡事都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感觉丈夫身体一天天好起来了，其实丈夫的体重和食量却是在一天天下降，但我却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丈夫身体好的原因，不是有句老话叫“千金难买老来瘦”嘛。亲戚朋友看到我这样，都气得骂我没人性，虐待丈夫，不顾他的死活。但我丝毫不为所动，说他们这些“常人”都是废品，和我不是一个“层次”的，他们根本不懂“大法”，我与他们交流不通，他们不让丈夫练功其实是在“害”丈夫。就这样，丈夫一直练功，也坚持不看病治疗。我还时不时地在家里亲自指导，也坚信法轮功能祛除百病，一再叮嘱丈夫，不要吃药，要按照“大法”要求练功祛病。由于我们相互的鼓励，丈夫更加坚信练功的正确性，就更不吃药了。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当时我对国家的决定很不理解，抵触情绪很大，总觉得法轮功教人“真善忍”、“做好人”，不想放弃法轮功，坚信修炼法轮功能治好我丈夫和儿子的病，并把“法轮大法”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我和丈夫继续偷偷地练功、“学法”，还秘密跟功友串联。

　　1999年冬天的时候，丈夫咳嗽一天比一天厉害，经常喊胸口疼，隔三岔五地发低热，吐痰也越来越多，经常还带有血丝。当时我仍然痴迷地认为，这是在“消业”，把这些“黑色物质”排掉，“业力”就没有了，丈夫的身体就会好起来。

　　2000年4月5日晚上，我们正在椅子上打坐练功，丈夫却突然一头栽到地上，大口大口地吐血，再也没有站起来。那时我慌了，抱着丈夫嚎啕大哭，但是为时已晚，丈夫没有像“师父”说的那样“消业”、“圆满”，而是永远地与我阴阳两隔了……

　　丈夫的死，使我痛不欲生，也促使我冷静下来重新审视法轮功。后来，在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下，我彻底看清了法轮功的邪教本质。

如今徐翠华和残疾的儿子相依为命

想起丈夫的死徐翠华悔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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