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朱毅，男，现年68岁，重庆市九龙坡区铜罐驿镇人。老伴吴敏，小我五岁，是个家庭好主妇。我们生有一儿一女，虽然经济并不宽裕，但日子还算过得有滋有味。可这样的好光景在5年（2006）前因我的愚昧而改变，我相信李洪志的“消业”治病、“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师父的法身无处不在”……的鬼话，致使我与老伴阴阳相隔。

　　话还得从1998年的5月23日说起。那天，我家热闹非凡，高朋满座，因为是我老伴50岁生日。之后没几天，不知什么原因，她忽然变得无精打采、全身乏力、恶心、呕吐，还伴有肚子痛的症状。吃了几天药也不见起色，又苦于无钱送大医院检查。恰在这时，一个名叫杨宁的人，在知道我的情况后，就向我宣传法轮功，并绘声绘色地给我讲了许多关于“消业”治病、“师父的法身”庇佑信徒及家人、遇事能逢凶化吉的例子。在他的引导下，我要求他替我生病的老伴“消业”。就这样，我跌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我从他那里买了《转法轮》、李洪志的画像以及相关学习资料，按照他和书中所授开始了我的练功历程。

　　经过几天的修炼，我也尝试替老伴“消业”，但老伴的身体并无明显好转。我找到杨宁，问他原因，他说：“你才开始练，还没什么功力，你老伴体内的‘业力’太重，不能打针、吃药，如果这样，会把‘业力’压回体内，清理身体就更困难，不利于病体康复。”听了他的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便阻止了孩子们把他母亲送医院的举动，自己也加快了练功进度，由原来的只是晚上练增加到白天也练，一有空闲就抄、背《转法轮》。几个星期下来，老伴的身体似乎有了好转，我也认为自己上了“层次”。特别是后来经历的几件事情，更让我相信了“师父”的“法身”无处不在，对“师父”佩服得五体投地。

　　1998年7月的一天，天空突然下起了暴雨，我那简陋的房屋到处都在漏雨。雨一停，我便顺着梯子上房维修，爬到屋檐与梯子接触处时，梯子突然滑倒，我被重重地摔在了地上。这可吓坏了老伴，她连忙跑过来问是否伤了身体，要不要上医院。我说：“我是练功之人，有‘师父’的‘法身’保护，不会有事的。”我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伸伸腰，踢踢腿，果然安然无恙。

　　还有一件事，那是1998年11月9日，我与一个小伙子同乘一辆开往西彭的中巴车，都坐在引擎盖上，当车行至一拐弯处，突然与迎面冲来的大货车相撞，小伙子当场死亡，而我只是擦伤了一点皮。我庆幸自己是练功之人，有“师父”的“法身”随时庇佑……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当消息传到我耳朵的那一刹那，我怎么也不相信这是事实，认为一定是国家搞错了。同时我也失去了理智，像泼妇骂街一样，发了几天的脾气。“法轮功叫人‘做好人’，讲‘真善忍’，何错之有？”这时，儿子女儿都劝我：“既然国家不允许练，那就不要再练了，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吧！”老伴也对我说：“自从我那次生病以后，身体一直不好，小腹部时常隐隐作痛，干脆还是到大医院去检查一下。”当时的我像着了魔一样，对他们的劝说根本听不进去，始终坚信“师父”的理论，相信“师父”的“法身”。之后，我遵照“师父”安排，走出去“讲真相”、“弘法”，不断地向周围的人宣传。

　　我一直在“弘法”、“讲真相”的路途上艰难地跋涉着。直到2003年，有一次我在张贴标语时，不小心被人看见举报，在警察追赶时我慌不择路地跳进了一口堰塘，并割腕自杀。但很快被捞起送进了医院，经抢救活过来的我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但是我没有吸取教训。

　　两年以后，老伴已苍老、憔悴了许多。每当看见她双手捂着肚子，双眉紧锁，很难过的样子，我就想是我两年的时间没有练功，没有替她“消业”所致吧！于是，我赶紧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又练起了法轮功替她“消业”。老伴几次在我面前提出去医院看看，均被我阻止。

　　就这样一拖再拖，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2006年春节刚过，老伴的肚子越发疼痛，有时连腰也直不起来，看到她如此痛苦的样子，在我的脑海里也有过片刻要将她送往医院的想法，但想起这是书中所说的“业力”将要离开她身体的表现时，又很快打消了念头，还是坚信“师父”的“法身”会保护我的家人，相信“消业”治病的“神迹”。邻居见到这情况，赶忙打电话叫回了我的两个孩子，他俩什么也没说就把她母亲送到重庆医学院。经诊断，我老伴患的是胃癌晚期，已转移到了淋巴。听到这个噩耗，犹如晴天霹雳，我一下子瘫坐在地上。2006年2月10日，老伴去世了。

　　后来在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下，我反复思量我练功以来的所作所为。终于，我茅塞顿开，认识到我是被李洪志牵着鼻子走了，相信了他的“不二法门”，在我身上发生的诸多事情都是我不懂科学，很牵强地把它们同法轮功联系在一起。回想起来，我老伴死得好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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