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雅娟，上海市杨浦区一名退休教师，我丈夫车毓春因痴迷法轮功，延误治疗导致被确诊时已是胃癌晚期并病危，于2006年4月6日去世，年仅62岁。

　　我丈夫是1997年练上法轮功的，在此之前，他患有高血压和慢性胃窦炎，但常年看病服药，病情稳定没有大碍。但练法轮功没多久，他就把《转法轮》当成了治病健身的“圣经”，深信不疑，在练功、“学法”上投入的精力和时间越来越多。记得那时候，丈夫白天要赶去公园和功友们一块练功，晚上回家也不歇着，挑灯夜读——“学法”，修炼法轮功渐渐成了他生活的全部。没多久，1998年的时候，他又当上了那个公园练功点的领头人，于是更加忙活了。除了自己要练功“上层次”，还要带领大伙一起“提高”，一会组织大家“学法交流”，一会忙着帮大家置办练功服、打坐垫、练功磁带等等，不亦乐乎，我看他是找到了当领导的感觉，起劲的很。

　　1999年7月，政府取缔了法轮功组织。我以为这下他该罢手了吧，谁知他执迷不悟，仍然继续练功“学法”，当然，公园里的那个练功点是树倒猢狲散了，功友们大多改学其他健身方法去了。丈夫一下子失落了很多，面对周围亲友的劝说，他一点都听不进，再三表示，他自己练功又没碍着别人，于是，整天闷在家里独自练。

　　从练习法轮功开始，高血压、胃炎的药就被丈夫丢到了一边，即使不舒服，他也不说。有时明显生病了，我劝他上医院，他一口回绝，说没事的，练练功自然会好。我说哪有这个道理，他就和我说了一通他们什么“业”之类的道理，我也听不明白。到后来，遇到这种情况，他也懒得和我说了，但医院是绝不去的，药也不吃，就熬着挺过去。

　　丈夫虽然坚持练功，但谁都看得出，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到了2003年夏天，食欲越来越差，精神头远不如以前，人瘦得皮包骨头，看着都吓人。他知道我反对他练功，所以难受的时候也不和我说。但我看他常常手摁着腹部皱眉头，就知道他胃病又发作了，晚上经常还翻来覆去睡不着。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好多次忍不住又劝他去医院，但每次都无一例外的引发一次争执。而且是，他说的我听不懂，什么“病业”啦、“消业”啦，我说的他也听不进，次次都是鸡同鸭讲。我见他不听我的，就搬救兵，把他的老领导、老朋友请来劝他，谁知他要么耷拉着脸不理不睬，要么滔滔不绝地为法轮功做广告。人家跑来问候他的病，他倒好，反过来拉人家练法轮功，最后弄得没人敢上我家门了。

　　眼看丈夫日渐消瘦的身体和泛黄的脸色，我心急如焚却毫无办法。每次争吵之后，两人都又气又累，气喘吁吁，后来他还冒出了新的说法，说练了这么多年没能“消业”，不是法轮功不“灵”，统统是因为我的阻挠，才害得他“层次”不上去，“病业”的表现越来越厉害！这些话我是听懂了，气得我骂他“狗咬吕洞宾”。

　　到了2005年的时候，我俩渐渐的也不吵了，因为都死了心，那时候的他在我眼里就是四个字——“行尸走肉”。

　　2006年初，丈夫开始吃不下东西，有时腹部痛得身子蜷缩成虾一样。我为了能让他尽量多吃点，就买了两斤最好的米，专门为他熬粥。可那两斤米，他足足吃了两个多月。即便都到了这个地步，丈夫还是固执地认为这是“师父”在为他清理身体，自己只要做到“坚修大法不动摇”，就一定会出现奇迹。倘若我在言语里稍有对法轮功的不满，虚弱的他会突然间两眼放光，大发雷霆。

　　2006年3月上旬的一天早上，我买完菜回家，听到卧室传出呻吟声，赶紧进屋，见丈夫缩成一团，在被子里瑟瑟发抖，我一摸他额头，热得发烫，我急忙叫起女儿，硬拉他上医院。可他却死抓住床头柜不肯放手，说：“上医院会把十年的功都毁了！”，我们娘俩拖不动他，只能让做医生的朋友上门来看，却被丈夫不留情面地赶出门外。

　　接下来的日子，丈夫的体温时高时低，上吐下泻，不见好转。他虽然已没有力气练功了，但还是虔诚地把《转法轮》端端正正放在枕边，说“师父”会庇护他的。

　　4月4号下午，丈夫又一次发作，疼得在床上不停地翻滚，接着就休克了。我急忙打120，这次总算把他送进了附近的长海医院抢救。

　　经诊断，丈夫已是胃癌晚期，癌细胞扩散，多脏器衰竭。医生开出了病危通知单，说怎么拖得这么晚才来看，现在已经时间不多了。

　　4月5号晚上十点多，我帮丈夫洗脸、擦身之后，见他睡着了，便趴在床边打盹。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在迷迷糊糊中忽然惊醒，睁眼一看，只见丈夫默默地看着我，见我醒来，他用自己干枯的手拉住我的手，用轻微沙哑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我实在不忍心喊醒你，你太累了……我对不起你……我不该那么相信法轮功，我真后悔，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说完，他用力握了一下我的手，然后轻轻叹了口气，闭上了双眼，两行泪水慢慢流了下来。不到半小时，他就去了。那是2006年4月6日凌晨两点四十分。

　　就这样，我的丈夫车毓春，带着悔恨离开了人世，留给我心头永远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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