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杨丁，今年61岁，枣庄市热电公司的职工，去年正式退休。我的老伴叫栗延芬，原工作于枣庄市三江大厦，我们有两个女儿，都已成家，并为我们添了两个可爱的外孙。按正常情况，我们老两口的晚年也正是儿孙满堂的夕阳红，但是1998年一次错误的选择，让我把这一切的幸福都断送了。

　　1998年初，枣庄市三江大厦破产，妻子栗延芬也因此成了下岗工人。而这时，我们还在供两个女儿上大学，我们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顿。我愁闷得天天睡不着觉，每天一大早就跑出家门，到半夜才回家。有一天早晨，天还没亮，我正唉声叹气地在街上逛，忽然遇到一个和我差不多年龄的人向我推荐一本名为《转法轮》的书。我说没带钱不买书，他说你先看看就是了（后来知道这个人叫杨车）。就这样，我接触到了让我后悔一生的邪教法轮功。

　　练法轮功后，男女老少整天在一块练功很是热闹，渐渐地我忘记了所有不开心。由于我家离公园比较近，而我下班后又不愿回家，所以经常是第一个到练功点，最后一个才走。我把这些时间都用在了教“功友”动作、发放书籍资料上。妻子下岗也有时间，我把她也带到了练功点，让她帮着发放传单和资料。功友们都一直夸我，我心情越来越好，成就感越来越强，对法轮功和李洪志也越来越依赖。鉴于我练功、教功的出色表现和功友们的高度评价，而恰好这个时候我们练功点的站长和副站长闹矛盾，于是我就被任命为练功点副站长。为此，我兴奋了好些天，在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练功、修法，绝不辜负“李老师”的期望和功友们的支持，要让更多的人来练法轮功。现在想起来当时非常的幼稚可笑，那段时间的我正被妻子下岗、女儿上学的事烦闷，而一群人练功修法让我有事可做，心情自然好转，怎么能是法轮功和李洪志的功劳呢？

　　我迷上了法轮功以后，脑子里成天就只剩下法轮功了：我在单位偷偷用办公用品给功友印制材料，遇到单位同事就积极向他们宣传“大法”，给单位造成了经济损失不说，还把我们原本安定团结的车间弄得乌烟瘴气；我把家当成了饭店旅馆，下班后的时间几乎都泡在了练功点；妻子下岗、孩子上学，我不仅不照顾她们，还把为数不多的工资都拿去印书、印资料，两个女儿气得不再理我，寒暑假也不回家，在外面打工挣钱，妻子更是被我气得心脏病发作，从而一病不起。因为我经常要组织功友去济南交流练习法轮功的心得体会，所以我有一段时间频繁旷班，单位领导找到我们家里，对我妻子说单位有可能要开除我。妻子气坏了，把我家里的法轮功资料都烧了。当我回到家时，看到我的书被烧，顿时火冒三丈，我说她是“魔”，我早晚要消灭了她，只要她敢再动我的书，我就砸死她……妻子当时就气得休克了，邻居听到我们吵闹赶来，看到这样的情景，立刻就要把妻子送到医院抢救，我却极力阻止他们，我对他们说：“……她竟然敢烧‘师父’的书，她心中有‘魔’，这是‘师父’在给她‘消业’，你们这么做就是在害她！”眼看妻子脸色发青，呼吸也渐渐弱了，当时厂里几个年轻的同事把我强行摁住，然后把妻子送去医院抢救。后来听医生说，妻子是心脏病犯了，要是再晚来一会就再也救不回来了。随后医生为我妻子进行了手术，给她的心脏安装了起搏器，这一场手术，使本就拮据的家庭负债累累，更严重的是，妻子再也站不起来了——这是我在醒悟后一直最愧疚最痛心的事。

　　当时的我，不但没有觉悟到邪教法轮功给我们带来的巨大伤害，还一味痴迷的潜心修炼，希望自己能用虔诚和勤奋来替妻子“消业”。1998年底，我带了一大书包李洪志的书去临沂和功友交流，可能是鼓鼓一个大黑书包太醒目，我在出租车上被两个小青年打劫。当他们打开书包看到不是钱而是一包书时，顿时把他们激怒了，当时对我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其中一个小青年看到了书面上印着的《转法轮》三个字时说：“原来是个练法轮功的老神经病，还晚上打车从枣庄赶来送书？真是什么样的糊涂蛋都有……”随后，我被他们扔下了出租车，在摔倒在地的时候，我的脚踝正好碰到了地上一块石头，造成粉碎性骨折（至今仍是瘸着走路）。而这一摔，也把我彻底摔醒了：在我受到伤害的时候，李洪志的无数“法身”呢？李洪志对弟子无处不在的保护呢？我视作宝贝的“经文”，在人们眼里就是神经病的标志，我自视清高的修炼却连小混混都嗤之以鼻……

　　1999年7月22日，政府宣布取缔法轮功，电视、报纸各种媒体每天都在报道法轮功对社会的危害。我也从中了解到了李洪志及法轮功的真面目，我很庆幸自己没有“一条道走到黑”，但是让人痛心的过错已经酿成，我差点用妻子的生命为我的这次过错买单，这让我一直活在深深的愧疚和自责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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