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翠兰，1957年出生，河源市省水电检修中心职工，现已退休。我较早练的是张宏堡的中华养生益智功，这与我丈夫腰椎增生患病有直接关系，因治腰椎病没有什么特效药，我只好浸些药酒，学习穴位按摩和推拿，自己在家做他的“保健医生”，同时我们一起练气功健身。但我爱人练了几年，腰病不见好转。

　　1997年9月的一天，我到新丰江水电厂我以前同事的家里玩，他爱人介绍我练法轮功，播放法轮功录像功带给我看。看了两遍，五套功法的动作我基本学会了。于是我叫她向资料员买了《转法轮》和《法轮佛法大圆满法》两本书。当我打开《转法轮》看到“论语”中说“佛法是最精深的，他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常的科学……”，我就以为法轮功是修佛的，书中讲到如果“如果真正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修炼，修心性、做好人，就会达到祛病健身、消业、消难，是一种性、命双修的功法，还能往高层次上带人，可以修成佛道神，圆满后大自在，要什么有什么，永远摆脱人间的一切俗事”，这一切很迎合我当时的心理要求，我就是在这种心态下走进法轮功的。从此，我对法轮功非常虔诚，可以说它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了。为了“上层次”，我积极“弘法”，还主动出钱买书给经济较困难的功友，认为这是功德无量的事，以为自己真得到了什么“宇宙大法”，可以成佛成仙了。

　　在李洪志歪理邪说的诱惑下，1997年11月，我动员16岁还在上初中的女儿和丈夫也来修炼法轮功。女儿大清早跟我到练功点练功，然后再上学。丈夫因经常出差，在家时间较少，身体一直也不是很好。

　　1997年底单位体检时发现丈夫的肝、胆肿大，有支气管炎，加上旧疾腰椎增生，腰疼也经常发生。丈夫在家的时候我就叫他练法轮功。他还说：“既然老婆叫我练功，那我就练吧，她也是为我好。”其实，他是不大相信法轮功的，在他病疼难受的时候，他自己还会去卫生所打针、吃药，只是不敢让我知道。但他还是坚持练功，即使病情不见好转。当时我还把他这当成是“消业”、是好事，叫他继续坚持。有一天，丈夫病情加重实在难忍，就打电话告诉他在广州的妹妹，他妹专程从广州到来河源，看见她哥病痛成这样，我还是叫他以练功代替治疗，于是把我骂了一顿，我还是没有清醒。同事也劝我一定要把丈夫送到医院治疗，并告诉了单位领导。单位领导来看望我丈夫，见病势很重，劝我们早去医院检查、治疗，我仍不为所动。

　　1998年3月，单位自行派车送我丈夫到河源市人民医院检查，发现得了鼻咽癌，医生建议送广州肿瘤医院确诊。广州肿瘤医院确诊是鼻咽癌，进行化疗医治，病情不见好转。又转送广州中医院等几家医院医治，因发现时已是晚期癌症，难于回天，最后救治无效，于1998年11月19日病逝。其实，丈夫很长时间身体就感觉不适，我不催他早日去医院检查治疗，反而相信法轮功“有病不吃药、不打针”的邪说，甚至在他病重时仍只督促他修炼法轮功，梦想法轮功可以祛除恶疾，还丈夫一个好身体，结果延误了最佳治疗时间，害了我丈夫的性命。记得我丈夫在病危的昏迷中说过：“李洪志啊，你别这样害我呀，单位的机器我都还没有修好！”因为那时我们把李洪志当作佛主，是不敢直呼李洪志的名的，听见丈夫这样说，我吓得忙对丈夫说：“你为什么这样说师父？会造业的！”可见，那时候我是那样的痴迷、如此的愚昧啊！现在回想起来，我都深感内疚，此为后话。

　　1999年7月政府依法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后，躲在国外的李洪志通过互联网，发表了“大家都是辅导员、负责人、修炼者，关键时刻要站出来，要以法为师，都应知道该怎么做”等极具挑动性的语言，继续煽动法轮功练习者，全国各地就有很多法轮功练习者到天安门广场和各地政府机关去闹事。

　　我女儿就是在李洪志“走向圆满”的“经文”蛊惑下，在新千年的7月跑去北京“护法”的。她去北京前，曾向我说要去北京“护法”，我也表示支持。因去北京未参加毕业的实习考试，她的老师专程跑来问我女儿的情况，我明知女儿已经去了北京“护法”，却骗老师说不知道。女儿的老师在为找不到学生而心急如焚呢，而我却在骗她，这时我做到了“真”吗？后来听我女儿说老师为了找她，骑摩托车摔了一跤。老师为了她的学生尽心尽责地工作，而我为了维护法轮功的名，却无所顾忌地违法，还支持和煽动女儿违法，使她荒废了学业，是法轮功害了我，也是我害了我女儿。我们这些法轮功痴迷者，为了自己的私欲“上层次”、“圆满”的白日梦，抛下家人不管，放下工作不干，把痛苦建立在亲人的身上，请问我们这些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好人的人，都好到哪里去了？

　　经历这几件事情以后，在政府的挽救下，在单位同事和亲友苦口婆心的教育下，几经周折，2003年我终于彻底地醒悟了。现在，我又组成新的家庭，过上了正常、平淡而幸福的晚年生活，但是每当想起自己痴迷法轮功阻止丈夫治病，使丈夫过早离世的过去，我就无法原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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