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贤亮，1975年出生在广东省徐闻县的一个偏僻小渔村。父母靠出海捕鱼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我的哥哥从小患有脑瘫，姐姐帮父母照顾哥哥。我的出生，更加重了家里的负担。

　　聪明伶俐、活泼可爱的我，6岁时就入读小学，开始了我莘莘学子的求学生涯。家庭贫困、饱尝艰辛的我，体会到生活的艰难，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暗暗发誓：一定要读好书，出人头地，找份好工作，帮助家庭脱贫致富。愿望是如此的强烈，也承蒙上天的眷顾，我不负众望，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学习成绩无论是在班上、级上还是县里都一直名列前茅，得到了老师、同学们的交口称赞。尽管这样，我始终没有骄傲，也没有自满，而是一直在埋头苦读。功夫不负有心人，十年寒窗苦读，我取得了骄人的成绩，1993年高中毕业，在高考中成为县里的首位理科状元，得尝所愿地进入了我梦寐以求的广州某名牌大学学习。

　　90年代初，气功热潮风靡全国，各种气功都以强身健体为幌子，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巧立名目骗取钱财。作为一名大学生，为了学费家里常常要向亲戚朋友多方筹集，手头拮据的我，那有什么钱去学气功呀！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种叫“法轮功”的“气功”映入我的眼帘，并入驻我们的校园，设摊摆点，招兵买马。由于不用交纳学习费用，仅需购买少量学习资料或映像光盘之类的小物件，又可以强身健体，对于像我体质较弱的人，正中下怀，在同学的牵线搭桥之下，我欣然报名。第一年，我在学校的集体宿舍里练功，后来就“光明正大”地跑到学校的练功点练功。

　　就这样，四年的大学课程很快就结束了，1997年我也在广州市的一所中学找到了一份理想的职业——物理教师，由于我学习成绩上佳，教学质量不错，工作十分努力，任教不到一年就被评为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当时，我志得意满，练习法轮功还未至沉迷的地步，但随着我教师地位的巩固，工作上得心应手后，我自以为应加大练功的力度，于是，渐渐地我对法轮功不仅不改初衷，而且还沉迷在功法里不能自拔，经常一个人在宿舍里独自修炼，有时也邀功友们一起吃饭、喝茶，相互交流切磋练功心得体会。

　　1999年，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对此，我很是费解，也很气愤，法轮功挺好的呀，它教人行善、教人积德，为什么要取缔呢？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经与几位功友的慎重商量，我们相约去北京“讲真相”。我出来工作才几年，家庭负担又重，家里的双亲又已年迈，仅靠我有限的工资勉强维持生活。我没有多余的资金去北京，有位热心的同修，他慷慨地拿出1000元人民币给我。于是，当年10月30日我和另一名同修到达北京，约定过两天一起去中南海找有关部门“讲真相”。11月1日，我急不可待地独自前往信访局，向门卫说明我要递交“讲真相”的资料……

　　我回广州后，单位继续让我任物理教师，希望我能吸取教训，改过自新，教书育人。对于单位的好意，我没有领情，我认为是他们以此来打动我，感化我。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痴迷的人来说，想感化我实比登天还难。虽然我没有公开抗争，表面温顺，但在暗地里却是修炼得更加勤快了。有一次，学校召开教师职工会议，由于我练意正浓，极度痴迷，有意无意中向坐在我旁边的女教师宣扬起了法轮功强身健体的妙处。

　　当时，学校正开展全员教师聘任制，所有教师都要进行教师资格方面的再培训，并通过严格的统一考试和过五关斩六将的层层筛选，才能拿到证书，才能担任教师。我原本就是一名教师，沉迷于法轮功中不能自拔，一门心思全放在练功和“讲真相”上，使我对教师资格看不上眼了，对于此次聘任制，我也就没有记在心上、放在心里。皆因我当时满脑子都是法轮功，虽然，我也参加了教师资格的培训，但进入我脑海的却全是我修炼法轮功“圆满”后“白日飞升”的梦境，对于培训的达标要求，我没有理会，况且这些年我一直沉迷在练功和“讲真相”上，那有心思去看书、复习呀，我只是籍此机会修炼我的法轮功。我意兴阑珊，心不在焉，最终没有通过教师资格的考试，拿不到教师资格证书，因此也不能再担任教师。学校见我家中的境况甚为凄苦，我又是家中的唯一经济来源，对我产生了侧隐和怜悯之心，再次给了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让我继续在学校从事教学的后勤工作，从此我再也不能踏上讲台给学生讲课了，我亲手毁了自己的事业前程。

　　这是怎么啦，我怎么会由一名优秀的学生、教师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我扪心自问，深深自责。加上后来经过同事的热心帮助和教育，我才醒悟过来：法轮功打着宗教的幌子，以所谓的“真”“善”“忍”诱导信徒，信奉和神化活的教主，六亲不认，致使不少信徒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为了“圆满”自杀自残，其践踏生命、破坏人权、残害生命、危害社会，其反人类、反社会、反科学的邪教本质暴露无遗。

　　原来这一切皆是我沉迷练功，对法轮功走火入魔所修来的苦果啊！当初我为什么就会痴迷法轮功呢？我为什么就不能脚踏实地地去努力工作，干出一番事业呢？练功使我荒废了事业，毁了我的一生啊！

【责任编辑：虚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