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梅，今年46岁，我和丈夫原是张家口市涿鹿县化肥厂工人，1996年单位不景气就先后下岗了。我们一直没有孩子，刚开始还四处找医生、求偏方，后来也就顺其自然了，两个人的日子过得还算舒心。可下岗后，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时间上再也没有人约束了，可每个月就靠单位发的200元生活费过日子，实在艰难。丈夫就到早市上摆摊卖小货，虽然辛苦但他很愿意干，我害怕遇见熟人，总拉不下脸来，于是就在家做饭，干点家务活。

　　同年10月，和我一起下岗的王姐来家找我，给了我一本《转法轮》，告诉我说，只要按照书上的去做，就能修成“神仙”，“圆满上天”，要什么有什么，再也不用吃常人的苦。听后我半信半疑，晚上决定自己看看，看了一遍，觉得这本书讲的“返本归真”、“真善忍”、“圆满”等说法，我从来都没听过，很吸引人。刚开始，除了在家打坐、练功，还能按时给丈夫做三顿饭。可到了后来，早上就到练功点练功，觉得那里气场好；晚上到功友家切磋交流，觉得提高得快，这样一来，就由三顿饭变成了中午的一顿饭。

　　我丈夫原来在工会工作，平常也爱看书，可我让他看看《转法轮》，他还没看完，就觉得没意思，说这本书一定是我从地摊上买的，有点迷信。我心想一定是丈夫根基差，与“大法”无缘。有时我还把在练功点的交流体会说给丈夫听，开始几次丈夫总是笑着不说话，可到了后来，丈夫就很反对我看书“学法”、打坐练功，更反对我去参加“法会”。他说：“为了锻炼身体练气功没坏处，可现在家也不管，天天抱着本书，还研究什么宇宙、另外空间、神、佛的，太离谱了，这样下去脑子会出问题。”当时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真能忍住不吵架，觉得做个常人挺可怜，在迷蒙中什么都不懂，等到我修成正果让他得“福报”的时候就知道了。

　　慢慢的练功、“学法”成了我最重要的事情，丈夫的生意我从不过问，身体也从不关心，后来甚至没有给丈夫做过一顿像样的饭菜，洗过一件衣服。平日里和丈夫的话也越来越少，丈夫总说些柴、米、油、盐，挣钱过日子的事，而我觉得这些很低俗，只有常人才会追求这些，我的心里想的却是如何提高、如何“上层次”。就连过年过节我都在忙着“学法”练功，觉得那些节日都是常人的，和修炼人无关。每天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家，早上三点半就起床。为此丈夫不知和我吵了多少次架，从一开始的分屋睡觉，到后来他一反对我练功，我就离家出走，吃住在功友家，刚开始他还四处找我，怕我出事，后来也就没办法了。

　　记得有一次，我晚上快十二点了才回家，丈夫蹲在外屋，地上扔满了烟头，他把我叫住说：“别练了，你看看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了，天天神神叨叨的，你再看看咱家还是家吗？我还是你丈夫吗？”可没等他说完，我看都没看他一眼，一摔门就进屋给我“师父”烧香磕头去了。那时候，觉得自己的“情”关过得很好，根本没有想过丈夫的感受。

　　直到1999年4月24日下午，辅导站站长老刘来我家找我，慌慌张张地把我叫到院子里说：“刚接到北京法轮功研究会的通知，4月25日去中南海集体请愿，并说这是一次‘圆满’的机会，千万不能错过。”听后，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根本没问请的什么愿，为什么要到中南海，一心想着，“圆满”的时刻终于到了，马上可以到“天国世界”当我的王和主了。送走老刘刚进屋，丈夫就跟着进来了，说：“你们去中南海干什么，是我听错了，还是真的？”当时其实不想告诉他，怕拦着不让去，可我又想大法弟子堂堂正正，就说了实话。我丈夫一听就愣了，说“你看看我猜中了吧，正经练气功的根本不是这样，你现在跟着魔了一样，你不能去。”当时的我哪里听得进去，心想干脆现在坐火车就去北京，我从柜子里拿上钱就要出门，丈夫硬拦着我说“你想得太简单了，这里面肯定有事。”我当时把丈夫当成了干扰我修炼的“魔”，就想显示我的“功能”，我伸出手指指着丈夫说“定”，可丈夫不但没有被“定”住，反而更死死地拦着我。丈夫说：“你要是出去了就别再回这个家。”当时的我像疯子一样，根本不理会这些，使劲一推，把丈夫推到了桌子边上，只听咚一声头撞在了桌角上，失去了良知和人性的我，不顾一切地冲出了家门。

　　我先坐汽车到了下花园火车站，又买上晚上到北京的火车票。凌晨到了北京站，一下火车，看到站台上都是戴法轮功徽章的人，才知道各省市来北京的“同修”真不少，走到候车室一看，到处都是坐着、躺着的人，有看书的、有练功的，也有在一起切磋交流的。我就找了一个空地坐下来，大约到了八点钟，从外边进来一个男人，人们都说是北京本市的，他告诉大家都到府右街，还告诉坐多少次公交车，再到什么地方下车。

　　到府右街后，我才知道是中南海的新华门。我们被安排坐到新华门前。在这期间，还出现了一件现在看起来十分可笑的事，可在当时却认为是非常自豪的事情。大约在上午十点多钟，不知人群中谁喊了一声：“快看，天上有个‘大法轮’在转呢。”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师父”来接我们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往天上看，也没有看到什么“法轮”，因为看的时间太长了，太阳晃得眼睛很难受，我也就跟着人们说：“看到了，看到了。”这时候，就有人在人群中说，这是“师父”在鼓励大家，让大家一定要坚持。可是到了下午，人群就开始慢慢散去了，听别人说让各自回家等消息，当时心里虽然觉得奇怪，但也就跟着人群走开了。

　　从北京回到家，心里别提多失落，尤其在院子里看到丈夫头上贴着块纱布，我的心里更乱了。进屋一看，墙上挂着“师父”的画像都没在了，香炉摔在了地上，书撕碎了一地。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呀，心想这是对“师父”多大的不敬啊，这可是要造“业”的呀。我哭着去找丈夫想问个究竟。可丈夫只有一句话就是：“你是要法轮功还是要我？”我斩钉截铁地说：“我要‘法轮大法’，他比我的命还重要，你算什么，咱们离婚吧。”我丈夫从来没有发过那么大的火，把凳子一摔说：“昨天我头磕破了，你头都不回地就走了，十年的夫妻，还没有你的‘大法’重要，离就离。”

　　或许丈夫当晚说的是气话，第二天早上他仍然去早市摆摊了，我练功回到家，拿上结婚证，不依不饶地去早市找到他，当着那么多人，失去理智的我硬拽着他办了离婚手续。

　　每当我想起十多年前的痴狂，就很后悔，是我的愚昧和无知毁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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