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长木，今年44岁，现在重庆市南岸区广阳镇大佛村务农。我父亲名叫张泽宽，1939年3月出生。

　　当时，我们兄弟三人上学开销很大，一家人的生活全部落在了父亲身上。父亲常年在造船厂从事重体力劳动，1995年春节左右，他患上了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和糖尿病。虽然去了多家医院，看了不少医生，但效果都不太理想，医生说父亲的病只能靠药物长期调养、慢慢缓解。就这样，父亲一直被这反反复复的慢性病折磨着，他感到非常苦恼。

　　1998年5月，父亲在厂里同事的鼓动下接触了法轮功，他们告诉我父亲说练法轮功不仅可以祛病健身，而且还能“上层次”、“得圆满”。老实憨厚的父亲跟着那些人去听了几次“法会”，很快就被法轮功宣扬的“消业”、“真善忍”、“做好人”所吸引，想到自己以后再不用花钱看病吃药了，他那段时间心情格外轻松。没过多久，他就往家里拿回了《转法轮》和几盘磁带，每天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照着书和磁带的内容练功。

　　三个月后，父亲感觉自己的身体好些了，之前那些慢性疾病也不怎么犯了，他说这一切都是修炼“大法”的原因。此后他再也没有上医院瞧过病，放在家里的药也被他给扔掉了，整天“打坐”、练功，酒也基本不喝了。我当时见他精神好了，也没在意，心想练功健身兴许还是件好事。

　　1999年7月，国家宣布取缔法轮功，当时父亲在家里又吵又闹，非说是政府搞错了，迟早要为法轮功平反。后来，不管电视、报纸上怎么宣传，父亲仍然偷偷在家“打坐”练功。我当时也劝过父亲，叫他不要再练法轮功了，但他的大脑已经完全被李洪志的歪理邪说所控制，根本听不进家人的劝说。

　　1999年冬天的一个早上，父亲练完功后，突然气血攻心，晕倒在家里，我和大哥赶紧将他送到广阳医院抢救。在医院治疗期间，父亲死活不配合治疗，后来我们只能给他办了出院手续。回家后，父亲不仅没有汲取教训，反倒认为是自己不够诚心，练功不精进造成的，经常跪在“师父”的“法像”前忏悔。其实，那时父亲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按医院的要求应该坚持长期吃药治疗和控制，可他只认“消业祛病”这个理儿，说吃药会把“业力”压回去，这样就不能清理身体，更治不好病，只有通过练功才能消灭病毒和“业力”。

　　2003年5月，为了“正法”，父亲和厂里其他练功者复印了大量法轮功传单四处散发、张贴，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结果受到了公安机关处罚。我将父亲接回家后心想：“这下好了，家里人劝了这么久都没啥效果，现在政府部门出面做工作了，父亲也该醒悟了。”后来，社区反邪教志愿者又多次上门做父亲的思想工作，给他讲道理、举例子，我发现父亲逐渐有所动摇了，也不再练功和出去“弘法”了。

　　然而到了2008年3月，在以前几个功友连劝带吓地拉拢下，父亲没能抵住蛊惑，又开始偷偷练功了，还多次同功友外出去“弘法”。但即便父亲怎么专心“学法”练功，他的身体还是没能抵挡住病魔的侵蚀。

　　2011年12月的一天，正当父亲“打坐”练功时，突然感觉身体无力，前胸后背抠着疼，大口倒气憋得他嘴唇青紫，直至昏厥。幸亏那天我在家里才及时将他送到了医院，幸好没有生命危险。父亲清醒后，得知自己被送到了医院，气得火冒三丈，他指着我嚷道：“我的身体我清楚，不用你们管。”非要出院。没办法，我们只好给他办了出院手续。出院那天，医生说他的身体状况很糟糕，随时都有可能发病。

　　2011年12月23日上午，父亲趁我们不在一个人偷偷跑到沱场镇找他的功友。上午十一点左右，我接到了父亲突发心脏病死亡的噩耗。父亲在跟功友交流完“学法”心得、回家的途中，猝死在了沱场镇唐老鸭烟草批发市场对面的马路边。我想我父亲如果不是因为相信法轮功而拒绝医治的话，他不会走得那么早。

张泽宽生前照

【责任编辑：陆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