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郜宇，1968年8月生，家住鞍山市铁东区，曾是一名公务员。妻子张玉芬，生前患有类风湿病，长年居家。虽然我家不算富裕，但也衣食无忧，和和美美。可这一切因法轮功而毁之一旦。

　　鞍山是山城，在市机关做内勤工作的我业余时间很爱爬山。记得那是1998年一个炎热的午后，我和同事去转山，刚过市府转盘，远远地就看见烈士山正门前打着横幅，有人用扩音器在大声宣讲着什么，现场围了许多人。等到近前一看，只见横幅上写着“法轮大法辅导班”，周围有许多展板及李洪志的画像、徽章标识，桌上还有许多书。组织者用扩音器大声地宣讲：“练了法轮功不仅本人可以受益，而且家人、亲戚、朋友都可以受益；有病可以不用到医院，练功就可以治愈……”听到这，我心一动，这个功不用打针吃药，还可以包治百病，妻子的类风湿病可有福音了。那时，我妻子张玉芬患类风湿病多年，四处寻医问药，一直都没能根治，特别遇阴天下雨，风湿病就会发作，痛起来生活都不能自理。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当场买了一些法轮功的书籍、磁带、录像带等相关资料。

　　回到家我迫不及待地将法轮功推荐给妻子。妻子也许是久病的原因，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当天晚上就到大姨姐家将录像机借了过来，将录像带反复看了好几遍。看后，妻子如获至宝，说：“我总算明白了，我的病是前世造业太多，这一世我得将前世的业消了，病自然就好了。”我和妻子都很认可法轮功的理儿，认为机不可失，就马上加入到附近的练功点儿习练起了法轮功。

　　“师父”李洪志讲修炼法轮功有病不用上医院，吃药是把“业力”压了回去，只要按他所说的去修炼，病就会自动消失，不仅对自己身体好，对亲人、朋友也有好处。我和妻子立即行动，将家里存的所有药都收拾了出来，虽然那些药是我们节衣缩食买来的，有的药还很名贵，扔了有些心痛，但为了妻子能早日康复，什么都顾不上了，一股脑地都给扔掉了。同时，按修炼法轮功的要求，我和妻子制定了“学法”、练功时间表，每天都不少于一个小时练功，剩余时间用来研读《转法轮》、看录像、听录音。这之后，我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和妻子共同练功，由于有规律的活动和精神的双重作用，一段时间后，妻子风湿痛似乎减轻了许多，我也感觉身体比以前硬朗了。习练法轮功初见成效，在庆幸遇到了这么好的功法的同时，我和妻子对法轮功更加深信不疑了，修炼的劲头也更足了。为了有更多的时间来修炼，我将已经坚持了十年，每天给妻子做半小时理疗、半小时按摩、陪她半小时运动的日程都取消了。法轮功强调每天“学法”的时间要超过两个小时，而我们两口子实际每天“学法”时间最少达到四个小时，练功的时间也超出规定时间一二个小时以上，不久就掌握了《转法轮》中的所有内容。

　　随着练功的不断深入，练功时间的不断加长，我却感觉越来越容易疲乏，精神头大不如前；妻子由于长时间打坐，身上开始浮肿，每次风湿痛发作都大汗淋漓，楼都下不了。正当我感到困惑的时候，同修告诉我，那是“师父”帮你们“消业”，帮你们“清理”身体，给你们下“法轮”，只要度过这关，“上层次”就好了。想想“师父”在讲座中列举的治愈病例和修炼出现的神奇效果，我天真地想，这是妻子病好的前兆，只要抓紧修炼，心诚病不仅能治好，我们还会“圆满”。因此我和妻子开始向内找，找修炼过程中还存在那些事没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那些还没有做好。在内找的过程中，我们按照“师父”说的学法轮功，根本就不能提你以前学过的东西，必须和它一刀两断的要求，对家里进行了彻底的清理，不仅将家里所有与法轮功无关的书籍、磁带等音像制品、理疗仪都清理了出来，而且将同修们聚到一起，搞了一个焚烧明志仪式，以表明我们的诚心。为了避开“魔”干乱我们夫妻修炼，我将家里的电话、有线电视都停了。每天除了上班从不与非法轮功人员来往，相反我经常将同修们带到家里来交流，几乎每天家里都聚一大群人练功到深夜。由于我的用心，又有一定的组织能力，不久我就成了练功点的负责人。

　　自从有了这一头衔，我自认为已经“上层次”了，经常出现幻觉，臆想“师父”描绘的“大法世界”不停地在我的眼前浮现，这促使我想尽各种办法尽快再“上层次”。为了更快地提升“层次”，早点“圆满”，早点让妻子受益，按照“师父”“走出去”“弘法”，“消业”快的说法，我开始向周围的亲戚、朋友进行“弘法”，遇有不同信仰的亲戚朋友时，就极力地用李洪志《转法轮》中的内容对他们进行宣教，以此来快速“上层次”。对于“顽固不化”的就亲手进行“铲除”。大姨姐家多年信奉佛教，我多次向她“弘法”，宣讲李洪志是世间最大的佛，如果她练了我妻子就会受益的，病会好的就会更快。极力劝说大姨姐放弃对佛教的信仰，改信法轮功。由于妻子父母早亡，大姨姐可以说是妻子在这世上最亲的人，妻子从小到大不论有任何要求她都会想办法给予满足，自从妻子得了这个病，为妻子四处求医，操碎了心。可在法轮功这个问题上，大姨姐对修炼法轮功能治病，不仅不信，反而还劝我们说：“要相信科学，要相信医嘱，不吃药，不打针就能治好病是骗人的。”并给我指出了李洪志《转法轮》里面许多盗用佛教、道教的名词及错误之处，让我们不要信这个功，应该继续依照医生制定的康复方案治疗，加强体育锻炼。当时我对法轮功已经痴迷很深，对大姨姐的规劝，我不仅听不进去，反而将其视为阻止我们夫妻上层次的“魔”，将其所信的佛教视为我们夫妻修炼最大的障碍。在与大姨姐多次争论无果的情况下，我将她家供奉多年的玉佛给推倒砸掉了。也就是从那天起大姨姐和我们家彻底闹僵了，断绝了来往。亲戚、朋友对我的行为也相当不理解，都认为我练法轮功已经魔怔了，见我都避而远之。我和妻子也将他们视为阻止我们“上层次”的“魔”。

　　1999年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我不仅没有放弃习练法轮功，反而公开为李洪志鸣冤叫屈，并按照李洪志的部署“走出去”、“讲真相”、“弘法”。李洪志说：“只有走出去，才能说明真相，只有弘法，才能精进的更快，才能圆满的更快。”为此，我和几位功友一起毅然进京去“护法”，直至被街道领导和同事们从北京接回。回家后，单位领导和帮教志愿者多次苦口婆心的劝说开导我，我不但没有半点悔过之意，反而更加执著地习练法轮功，并毅然辞掉了工作，脱离了被“师父”李洪志说成“魔”的阵营。每次李洪志有“新经文”发布，我都利用原练功点负责人的身份，北上沈阳、南至大连进行串联，积极筹划集体进京“弘法”，为“师父”正名，为法轮功讨个说法。此外，我还将自己省吃俭用节省的仅有的一点积蓄拿出来买电脑、打印机、纸张等，从网上下载“师父”的最新指示和“经文”，印成宣传单、小册子，走街串巷地进行秘密散发。为了让更多的人习练法轮功，宣传李洪志所谓的“真、善、忍”，“讲真相”，我经常半夜三更地走东窜西，不厌其烦地动员邻居、亲属、同事习练法轮功。由于我的行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曾多次被依法拘留，我不但没有醒悟，反而认为这是“师父”在考验自己，使自己更快地达到“大法”的“圆满”境界。

　　这样日以继夜的坚持“弘法”、练功，期盼着妻子身体早日康复，我们夫妻俩早日“圆满”，可直到2005年，妻子的病仍没见好转，由于缺少活动，反而胳膊腿变得越来越僵硬，全身长期浮肿。妻子每次盘腿打坐都疼痛难忍，需要别人帮助。妻子在病痛的折磨下，曾动摇过，想到就医。见着妻子每日被病痛折磨精神恍惚，我也曾想带她到医院检查一下。可这时耳边就会响起“师父”的声音：“有病和所有不幸的根本原因是‘业力’所致。只有‘消业’才能‘上层次’，从而走向‘圆满’。而吃药就医则是积攒‘业力’最终将会‘永远失去生命’”。正是因为坚信“师父”的承诺，我极力做妻子的工作，让她坚定信念，告诉她说：“‘师父’不会不管我们，他有法身在守护着我们，‘师父’正在帮你‘清理’身体。”我也想着自己身为练功骨干，理应以身作则，我的不断“上层次”也会使妻子好的更快。在我的劝说下，妻子打消了就医的念头，并开始认真反思练功过程中有那些没有做到位，要求我和功友们严格按照李洪志的要求对她进行检查指导。这个时期我和功友几乎都成了李洪志，只要我们说的话，妻子不仅不怀疑，而且都照着做。由于听的多，练得多，妻子每天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练功上。慢慢地她对周围的一切都开始漠不关心，只专注一件事，那就是练功。就是这样的执着，她的病情仍一点都没有好的迹象。相反开始食欲减退，人瘦得都脱了像，完完全全变成了皮包骨，发病也越来越频，每次发病都伴有心慌、胸闷、呼吸困难，到最后睡觉的时候甚至都不能平卧。为了减轻她的痛苦，常常是我抱着她睡。

　　2005年6月12日夜里，我将一些自认为达到一定“层次”的同修聚到家里，共同发功帮助妻子“消业”。这时我妻子连站立行走都很困难了，胳膊腿回弯都回不过来了。为了按照功法的要求，我和功友们将妻子的腿生搬硬压才打上的坐。在帮妻子打坐时，妻子那咬牙硬挺疼痛变型的脸和那额头豆大的汗珠，我至今都忘不了。由于练功时间长，妻子多次倒在地上，为了使妻子能够保持正确的练功动作，我和功友找来枕头将她的身体倚住，就是这样她还总往枕头上躺，后来我们索性就让她在椅子上打坐，用绳子将她固定在椅背上。就这样折腾了两个多小时，同修们才散去。当我将妻子安顿好时，已经是后半夜了。我也因过度困乏，那一夜我睡的很沉，当我醒来时，发现妻子竟停止了呼吸。

　　面对着妻子僵硬的身体，死前痛苦变形的脸部表情和那双充满恐惧的双眼，我悲痛万分，李洪志不是说过“有病不用吃药、不上医院，由‘师父’的‘法身’在守护着你们，帮助你们‘消业’，病自然会好”的吗？！我和妻子这样虔诚地修炼，全身心的投入，到头来李洪志的“法身”却从未出现过，也未见他来帮助妻子“消业”。宣扬“祛病健身”的法轮功反而使妻子过早地结束了生命。中年丧妻使我大彻大悟，法轮功实质是杀人功，是李洪志的谎言使妻子走上了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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