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越发，今年49岁，家住重庆市沙坪区新桥村71号附14号，原是中铁十一局五公司的职工。我曾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老婆虽然没有工作，在家里照顾女儿，一家三口生活在一起，也过得乐滋滋的。

　　回想起我过去习练法轮功的那段日子，真如做了一场荒唐的“圆满梦”。

　　1996年春节过后，我们中铁十一局五公司同事汤毅到我家来，告诉我说他们现在正练一种上乘功法，既能强身健体，还能消灾祛病，“上层次”、“得圆满”。临走时，他给了我一本《转法轮》，我看完后被书中“做好人、祛病健身、圆满”等理论所吸引，于是很快就加入了法轮功的修炼。

　　刚开始修炼的时候，我依然积极地干着自己热爱的工作，回到家里帮着老婆照顾孩子。可是随着我长时间接触法轮功，把工作之余的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学法”练功上，对家庭不再像以前那样负责了，每天下班后参加我们家附近练功点的“学法”练功活动，法轮功逐渐成了我生活的全部。

　　慢慢地，我便自我感觉已经上了一定的“层次”，觉得自己与“常人”的社会已经不太融和了。那时，看到同事们积极努力地工作，我便认为他们很庸俗，将名利看得太重。妻子在家带孩子很辛苦，我看在眼里心疼她，就叫上她和我一起练法轮功，将来圆满时我们还在一起。妻子拗不过我，就跟着练起了法轮功。由于我们夫妻俩痴迷法轮功，女儿只有送给她奶奶带，没有享受到父爱母爱。

　　1999年7月份，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我对此极度反感，认为这是政府不理解“大法”，是一场误会，迟早要为其平反的。为争取给“大法”平反，我积极努力，四方游说，并花费了所有积蓄买来印刷设备印制宣传品，以求得自己功力“大进”。

　　2000年，随着“挖根”、“走向圆满”等几篇经文的影响，我开始走出去“讲真相”。为了不影响自己单位的正常工作，2000年8月，我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执意向单位辞去公职，和功友陈奇、黎宗余、何海鸥、童惠珊等在外租房专门从事法轮功活动，隔三差五就要换一个地方。加上辞去工作后，经济来源已断，让我在外流浪了好几年。在这几年里，我几乎断绝了和家人所有的联系，不知妻女生活过得好不好，更没有尽到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2009年3月，听说功友汤毅的病情很严重，想到他曾经是我们单位的同事，就相约几个同事到他家去看望，他母亲告诉我们，几天前有几个功友在家里为汤毅“发正念”，清理身体。可汤毅的身体不但不见好转，反而一天不如一天，他臀部的褥疮烂得更凶，手脚变得僵硬麻木，人也瘦得只剩皮包骨了。法轮功害了他，早知如此，当初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让他练什么法轮功。汤毅躺在床上几乎不能动，嘴里似乎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几天后，过去单位的同事告诉我，说汤毅由于长期拒医拒药，一再延误治疗，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我知道功友汤毅对法轮功是相当的虔诚，可身患重疾时，也没换来李洪志“法身”的保护，反而却让他过早地撒手人寰，我对法轮功也有些怀疑了。

　　2012年5月，看到“师父”“传法二十年”的经文后，对我触动很大。我想最后搏一次，万一真有“法正人间”那一天，我也可以“圆满”，于是就大胆走出来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5月23日，我到南坪去散发资料，恰恰这天天气很热，我本可以早点回去，可藏在包里真相资料没发完，就坚持在哪些人烟稀少的地方给过往的老太婆发。下午14点左右，我肚子饿了，水也喝不上，中暑倒在了地上，所幸被一名出租车司机发现，将我送到了附近的诊所。医生说我这样得情况，如果不及时救治，时间久了是要出人命的。我当时听了立马懵了，怎么会呢？我是在为法轮功做事，“师父”应该保护我的呀。可在事实面前，我还能怎么解释呢？

　　我开始对法轮功产生了怀疑，后来，在社会志愿者的耐心帮助下，我逐渐认清了法轮功的邪教本质，原来法轮功所谓的“消业”、“上层次”、“圆满”都是骗人的。想明白这些道理后，我感觉到了彻底放松，放下了身上沉重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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