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经周折，我在一座建于50年代的筒子楼里找到了这个家庭的唯一幸存者。这位还不到70岁的老人，行走起来摇摇晃晃的，已经离不开拐杖了。老人含着眼泪，用浓厚的“关中话”道出了伤心的往事。

　　我叫刘雪芳，今年67岁。1970年，经人介绍，我与西安市长安区委食堂炊事员周乾田相识。虽说他是做饭的，可是正式工人。结婚后，我们为了有个好的家底，一直没有要孩子，直到1979年底，才接连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活泼可爱。他不仅做一手好的饭菜，而且每个月发的工资都交给我来掌握，我们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1990年春天，长安区选拔100户优秀家庭，筹建一个“百家院”小区，我家如愿地选上这个小区的主人，他也因为工作努力，由炊事员提拔为食堂管理员。

　　1996年初，法轮功在我们当地很盛行，丈夫为了强身健体，开始练上了法轮功。练了一段时间，他开始对李洪志所说的“人原本是在天上的，由于做了错事、造了业，才被降到地球上来的”的说法深信不疑。听信只要好好练功、“消业”行善，将来定能“升天圆满、同回天堂。”从此，他在家里摆上供品、挂上“师父”的画像，坚持每天膜拜。上班时间，当着同事的面宣扬练习法轮功的好处，经常延误开饭时间，大伙对他意见很大，领导对他多次批评也无明显效果。1997年夏天，他召集练功点负责人开会，推迟了40分钟的开饭时间，结果被单位给开除了。为此，他不但没有沮丧，反而非常高兴，认为以后可以专心研修“大法”了。

　　1997年，儿子高中毕业在家无事可做。我东拼西凑在离家不远的街面上给儿子开了个小超市，我在隔壁开了一个蒸馒头店，相互有个照应。1997年10月的一天晚上，一个小伙子在超市偷东西，被儿子发现，追了200多米。小偷气急败坏，拔出匕首猛刺过来，儿子躲闪不及，被刺伤小腹。我吓得赶紧叫来丈夫，可他却直接把儿子背到家里。我问他怎么不送医院，他说：“孩子遭罪就是在还‘业’，这个人是为‘圆满’而度人的。”他把儿子关在家里，天天对着打坐、“发正念”。我和他大吵大闹，要求送儿子去医院，可丈夫根本不听我的，还把我赶出家门，不让我管儿子的事。第三天，我趁丈夫外出“弘法”的机会，就偷偷回来看儿子，发现儿子已经昏迷了，我将儿子送到医院。医生告诉我：“刀子刺破了脾脏，腹内出血太多，送来太晚了，已经无法救治了。”当晚，我18岁的儿子结束了他短暂的生命。丈夫不但没有悲伤，反而觉得儿子已经“返本归真，死后升天”了，到“天国”享福去了，是他练功为儿子造的“福”。

　　丈夫为了能早日“升天圆满”，和儿子共享“天堂”生活，白天在家烧香求神拜佛，弄得家里乌烟瘴气的，晚上就跑出去“弘法”、“发正念”。夜里定上闹钟，一夜要闹上三、四次，闹得我们母女不得安宁。女儿天生胆小，经常被吓得整夜不能入睡，精神恍惚，加上她哥哥的离世，整天不吃不喝，也不说话，神情明显呆滞。我带女儿去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为中度精神抑郁症，需要住院治疗。我二话没说，卖掉了儿子的小超市，决定送女儿住院。没想到等我拿钱的时候，钱却不见了。丈夫告诉我：“钱我拿出去‘弘法’、‘讲真相’了！孩子没有病，不用住院。”后来，他逼着女儿和他一起练功，女儿不肯，他就硬让女儿盘腿打坐。眼看女儿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整天念道哥哥“升天”了，逢上小伙就叫哥哥，回来就告诉我们，她看到哥哥了。丈夫看到女儿这样，还觉得女儿练功有效果了，已经“开悟”、“上层次”了，能看到他哥哥了，是“圆满”的迹象。

　　200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外面下着大雪，我收拾好馒头店，回家后发现女儿不在家。我找遍了她经常去的地方也不见踪影，后来在通往学校的路上发现了女儿，将她送往医院。医生告诉我：“人都硬了，还送医院干嘛？”我一阵天旋地转昏倒在地。等我醒来的时候，才意识道我的女儿是在上学的路上等她哥哥被冻死的，那年她才16岁啊。丈夫告诉我：“我们的女儿和儿子一样到‘天堂’去了！他们都‘圆满’了”。

　　我家的事引起了周围人的议论，邻居和同事见了丈夫就说：他想升天做“神人”，真是可笑。可丈夫却暗暗地发誓，自己一定要好好练功，将来“圆满”了看你们还有什么话可说。他还让我关掉馒头店，和他一起练功，将来共同“升天”，永远离开这个垃圾站。

　　2004年7月12日中午，我从馒头店回家拿东西，一进门就发现丈夫口吐白沫躺在地上，一旁还有开了口的农药瓶子。我上前抱丈夫上床，发现他已经死了。在清理遗物的时候，发现他当天的“学法”笔记最后一页写到：“人死亡的那一瞬间没有害怕的感觉，恰恰相反却突然感觉到有一种解脱感，有一种潜在的兴奋感；有的人觉得自己一下子没有身体的束缚了，轻飘飘地非常美妙地飘了起来，那就是‘圆满’了”。就这样，丈夫为了“圆满”，也离开了人世。

　　不到三年的时间，我先后安葬了三个亲人，借下了4万多块钱外债。我卖掉“百家院”的房子，还掉债务，搬到了筒子楼，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

刘雪芳近照

【责任编辑：一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