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黄贵青，现年48岁，1984年10月在经历2年多“罗曼蒂克”后，与蔡鉴裕结为夫妻。1985年9月，随着双胞胎儿子的降临，我在真切地感受到家庭幸福的同时，更感到无比的自豪。许多亲友、邻里常说：“贵青，你命真好！丈夫年青有为，家庭美满幸福。”

　　蔡建裕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中专毕业生，1984年撤消人民公社改乡时即被委以周宁县浦源乡副乡长职务（是当时全县最年青的副科级干部之一），此后又先后担任狮城镇副镇长，浦源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县科协主席等职，可谓前程似景、一片光明。在我的10余年婚姻生活中，特别是1996年之前，蔡建裕对我、对孩子、对整个家庭可谓是体贴入微、关怀备至，“你别动，我来！”是他的口头禅。

　　有首歌词唱的好—幸福万年长，这是良善的人们对幸福的期盼和祝福。而我的家庭生活在经受过8年婚姻危险期的考验后，却悄然掀开了悲剧的序幕。

　　大约从1995年开始，性情一向比较开朗的蔡鉴裕，慢慢变得寡言少语了。以往，大事小事，甚至工作中的烦心事他都喜欢与我交流、向我倾诉；下班返家，第一句话总是问孩子如何、如何，或者亲亲孩子、陪着孩子玩，接着就是不停地忙着各种家务。起初我只是感到迷茫和困惑，直到1996年的一天，我偶然从一同事口中得知，他参加学习法轮功了。说心里话，上世纪90年代，学跳舞和练气功在山区小县很是兴盛。对此，我曾多次向蔡鉴裕表明立场：“我不反对你练什么功，但不能影响家庭、影响工作。”当时，他已患内风湿关节炎有7～8年，他也曾多次说：“练法轮功可以强身健体。”因此，我没有反对，实际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因我既要辅导孩子学习，又担负了绝大多数的家务事，无心深究，也无力过问。但事与愿违。

　　斗转星移，时间进入了1997年。蔡鉴裕对法轮功投入了其几乎所有的精力和时间，甚至经常到深夜还在打坐练功。后来，听朋友说，他带了很多徒弟，并成为周宁县法轮功的负责人。与此同时，他对我、对孩子、对亲戚朋友的事却愈加冷漠。埋怨、斗嘴，无休止的争吵，到后来夫妻关系处于“冷战”状态。“我做的是大事、正事，等我圆满后来救度你们”变成了他的口头禅。蔡鉴裕仍我行我素，我也愈加感到失望。考虑到当时两个孩子尚且年小、正上小学，为不使孩子失去一个完整的家，我只能沉默与忍受。但后来连续发生的两件事，将我的忍耐推向了极至。一件事是：有几次蔡鉴裕主动提出要送孩子去辅习班上课，但事后得知，其实际上是将孩子带到所谓的练功点。按照他的说法，是要从小培养孩子做好人。另一件事是：一次，单位因不得已的原因（多年来单位照顾我孩子小，基本不安排我出差）派我到市里出两天差。但当天傍晚姐姐打电话告诉我：老大发高烧，她找不着蔡鉴裕，希望我马上回来。我急忙联系他单位，单位同事都不知道他去哪了，挂传呼也不见他回，只好连夜往回赶。而当我心急火燎冲进家门时，却见蔡建裕双脚盘坐、正在练功（事后得知，当天他被邻县功友请去上课，姐姐在送小孩去医院途中被蔡建裕叫回）。一时间，我气不打一处来，一把将他从沙发上拖下来，大声呵责。而他仍慢条斯里地说：“我正在发功给孩子治病，没必要去医院，打针吃药解决不了问题。”我的天，当时孩子已烧得满脸通红、呼吸急促，他不让孩子去医院，却发功给孩子治病。我愤怒之极，我无以言对。老大出院后，我便毅然决然地带孩子住到姐姐家，开始了与蔡鉴裕的分居生活，直至1998年底办理离婚手续。一个曾经幸福美满的家庭就这样分崩离析了。

　　离婚是一个家庭的悲局，对于一个比较传统的我而言，实乃万不得已的选择，而且最受伤害的是孩子。离婚后，为给两个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我独自承担了抚养、教育的责任。后承蒙组织上照顾，我调整到县政府驻省城办事处工作。两个孩子原本聪慧、成绩优异，因父母离异而受到很大的冲击。特别是老大上初中后，从开始厌学，逐渐发展到脱课逃学，再后来整天沉溺于网络游戏。以至于参加中考而名落孙山。2002年，我将老大送到上海跟他舅舅学做生意；老二高中毕业时也只勉强考取了一所大专院校。

　　离婚13年来，我时常想，要是当初蔡建裕没有练习法轮功，凭着他的学识、资历、能力，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前程；两个孩子在一个完整的家庭和父母的共同关爱下，应该有一个比较理想的未来。我也许还沉静于一个甜美、幸福的家庭生活中，一切皆有可能……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后，各级组织、领导以及许许多多的反邪教志愿者，耐心对蔡建裕进行帮助教育。功夫不负有心人，蔡建裕终于幡然醒悟，彻底与法轮功决裂，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1956年出生，今已56岁的蔡建裕现任职于县政协研究室主任。他誓言：要把浪费的时间和荒废的工作夺回来。虽原有的家庭已成过眼烟云、不可挽回（我与蔡建裕均另组家庭），但作为曾经的恩爱夫妻和不可改变——孩子的父亲，我仍感欣慰，衷心地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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