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伍建军，女，1963年8月出生，大专文化，家住石家庄市井陉矿区，原就职于石家庄市某军工厂，现经营一家商贸公司。

　　1990年7月，年仅两周岁的女儿意外摔伤。为了帮女儿调治身体，在一个同事极力推荐下，1994年3月和6月，我先后两次带着女儿到石家庄市和济南市，参加李洪志亲自授课的法轮功培训班。我在亲耳聆听李洪志“讲法”后，不仅对“做好人”、“祛病健身”之说动了心，而且被“上层次”、成“佛”、成“神”之论所震撼。于是，从1994年6月底开始，我和几个功友发起组织了“矿区练功点”，不论寒冬酷暑，每天早晚工作之余都集体“学法”和练功。

　　我练功最初是想为孩子调好身体，可是后来却越练越变得自私，一心幻想自己先“圆满”，然后再帮孩子脱离“常人”之苦。由于我练功积极，组织得力，“矿区练功点”最多时人数达到三百多人，1996年7月，时任石家庄市法轮功辅导总站站长的段荣欣亲自到练功点宣布我为矿区辅导站站长。

　　1999年4月24日下午3点半左右，我正在单位上班，突然接到石家庄市辅导总站辅导员李丽亚的电话通知，她要求我尽快带功友进京“护法”，务必在4月25日早晨六点之前赶到北京市北海公园南门集合，人越多越好，并特别交待不准携带“大法”标记。我听后有点害怕，北京是首都，进京“护法”是不是等于和政府公开对抗？既然是公开进京“护法”，又为何不准携带“大法”标记？想到这里，我有点迟疑地问：“我们这里位置偏远，交通不便，能不去人吗？”李丽亚回答时口气很强硬：“‘师父’说这是最后一次‘圆满’的机会，自己看着办！”就这一句话，让我立刻“悟”到：既然是“师父”安排的一次“考验”，又给每个弟子最后“圆满”的机会，绝不能错失这个好机会。于是，我向她表示：“我们保证去！保证按时到！”感觉事关重大，我放下电话后马上召集辅导员开会，一同商量怎么进京“护法”。晚上七点多，我向在站练功人员传达这个紧急通知，专门强调“‘师父’说这是最后一次‘圆满’的机会”。在场的四十多个功友都很激动，争着举手表示要进京“护法”，赶上最后一次“圆满”的末班车。

　　晚上八点半，我们租到一辆核定载客17人的中巴，硬挤上了30个人，其中老人占三分之二。冒着严重超载的危险，我们晚上十一点钟赶到石家庄火车站。此时，车站广场上聚集着大约两、三千人，一问才知道，都是准备进京“护法”的功友，说是没买到进京火车票，在等着大巴车来接。等到夜里十二点多，只见十几辆大巴车一连串驶进了车站广场，广场立刻像开了锅一样，沸腾的人群疯狂地都往车上冲挤。看见这样的场景，每个人的内心不由自主产生一种恐惧：如果今晚搭不上车，那么就会被“师父”所抛弃，被“宇宙”所抛弃。于是，我们胳膊挽着胳膊也拼命往前挤，无人顾及人群中还有抱着小孩的妇女，也无人顾及小孩被挤得在“哇哇”大哭。好不容易挤上一辆，到了车上，我拿出随身包里的磁带，让司机循环播放，我们就在车上继续练功。

　　第二天（4月25日）凌晨五点左右，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大声喊：“到地儿了，下车啦。”我揉着干涩的双眼走出车门，猛然看到一幅令人终生难忘的场面。在朦胧的路灯下，人山人海，黑压压一眼看不到头，仿佛进入到一所巨大的集中营。人挨着人，肩并着肩，挤不动也搡不动，比在石家庄车站广场上不知多了多少倍。人群中老人和妇女居多，其中还有许多拉着孩子或者怀抱襁褓的年轻女人，一个个茫然地在寒气中或坐或立，喧闹的叫喊声和孩子的哭闹声交织在一起，北海公园南门前仿佛成了一座难民营。我把矿区功友安顿在一起，告诉她们别乱动，然后就开始找现场负责人。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不仅没找到一个现场负责人或是北京功友，连我自己也走得晕头转向，分不清南北。此时，我看到周围有好多辆闪着红蓝警灯的警车开来开去，聚集的人群开始骚动，有人不住地叫嚷抱怨起来：“我们大老远来了，怎么没人搭理”、“有谁管啊！北京的人在哪里？”……身为站长，我得为自己这帮功友安全负责，便冲着临近人喊：“我是石家庄大法弟子，谁和大法研究会有联系？”不远处人群中有个男人回应：“我有王治文（时任大法研究会成员）的办公电话，但没有手机号。”另一个男子回应：“我有。”已经快凌晨五点钟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鼓起勇气给王治文打电话，电话嘟嘟了好一会儿，一个男的才接通电话，嗓音沙哑似乎刚睡醒，说：“哪位啊？我是王治文。”我急忙说：“王会长，我是石家庄来的大法弟子，到北海这儿好几个小时了没人管，我们该怎么办？”我把现场人群情绪有些激动以及出现很多警车的情况，向王治文简要汇报了一下。王治文沉默一会儿说：“请你转告大家不要聚集，年轻的往永定门火车站走，老人和妇女就近找避风的地方休息。尽量散开，七点钟再向中南海会合。”说完就挂了电话。当时几乎全是外地人，好多人以前也根本没来过北京，现在连方向都分不清，更不知道永定门火车站怎么走。我就冲着人们喊：“王会长让大家先散开别聚到一起，七点钟再去中南海集合。”我和那两个男的一起喊了好多次，人群才向两边慢慢散开。我们也顺着马路往前走，走进附近一个地下通道里等时间。

　　早晨七点钟时，北京上班的人真多，我们从通道出来被挤到路边的便道上。尽管一夜没睡好，我们饥饿寒冷的身体也疲乏到极点，可是在精神上却显得异常亢奋，为即将到来的“圆满”激动不已。这时，看到马路两边的功友都朝着一个方向涌动，我猜测应该是奔中南海的，就领着队伍加进这支庞大的人流中。过了大约半个多小时，人流停止前进，看着前面的功友依次坐在地上，我们也跟着打坐“发功”。从早上七点半一直到下午六点，我们就在府右街的便道上静坐，希望利用集体“发功”的力量，迫使承认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由于第二天是周一，我和当中几个同事还要按时上班，于是在晚上七点左右，我们十个人顾不得吃饭，就坐火车回来了，其余人仍旧坚守“护法”。

　　如今，虽然我早已彻底从法轮功的邪教泥潭里走出来了，但每每想到那一次组织人员围攻中南海的经历，我就后悔极了。因为，我们这些所谓的“弟子”们都是被李洪志当枪使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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