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何朝梅，1955年生人，是山东诸城市种子公司职工。1982年，经人介绍与在同一个公司的李毅登记结婚，隔年我们有了可爱的儿子。1998年，儿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诸城市重点中学繁华中学读书。

　　由于儿子上了高中，一周五天在学校里吃饭住宿，我们两口子就有了闲余的时间。98年9月份，我们邻居咸丰菊告诉我们：练习法轮功不仅可以治病，强身健体，还能得福报，反正你们两口子没事那就练练吧。那时，我身体比较虚弱，经常感冒，丈夫患神经衰弱整夜睡不好觉，于是我们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开始习练法轮功。

　　儿子每周五下午回家，礼拜天下午返校。开始时，我在家还能给儿子做点好的改善一下生活，但随着练功的深入，我几乎天天呆在咸丰菊家。经过三个多月的练功，我和丈夫都感到身体比以前强了些，我们认为是练功带来的“好处”，为了好好练功，我们两口子办理了病退。那段时间练功成了我们的唯一生活内容，因为没有时间做饭，经常叫儿子泡方便面吃，儿子嘟着嘴十分的不乐意。临近过年，儿子要求买件新衣服，我以经济紧张为由拒绝了，实际上是省下钱购买练功的磁带和书籍了。为了表示对“师父”的尊重，家里挂满了李洪志的画像，书橱里放满了李洪志的书籍和一些法轮功的资料。由于儿子过年没有新衣服，整个春节显得闷闷不乐，也不理我们，我们忙着练功，无暇顾及孩子的情绪。

　　1999年正月二十，孩子上学了，他走后我发现少了“师父”的两张画像。我左思右想肯定是我儿子捣地鬼，我急忙到学校找他，开始他死活不承认，我一气之下当众狠狠地扇了他两耳光，他捂着脸哭着跑了。过了有两三天的时间，孩子的班主任到我家进行家访，讲了事情的缘由。原来孩子过年没有穿新衣服，看到我们两口整天对着“师父”的画像练功，对他不管不问，他的心里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上学的当天偷走了两张画像，拿到学校里烧了。老师还给我们讲解如何帮助孩子度过青春期，如何帮助孩子搞好学习，并告诫我们不要只忙着练功，要注意孩子的心理导向等等，我们也只是口头答应，根本没往心里去，因为在我们看来，学法练功赶快“上层次”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事情都可以不管不顾。

　　孩子回家时，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屋子里，说是不打扰我们练功，实质上是不理我们。有时孩子礼拜六、礼拜天不回来，我们也不问，好像没有这个孩子似地。从99年的7月份开始，我们两口子为“讨说法”而忙碌，孩子的班主任多次到我家家访，均因我们不在家而扑空。我母亲多次打电话叫我们多照顾孩子，我们也置若罔闻。

　　2000年放寒假前，孩子的班主任找到我们，向我们反映孩子在上课期间注意力不集中，回答问题不积极，在宿舍和教室里经常自己独处，对他人漠不关心，还经常晚上独自出去。老师临走时再三叮嘱，带孩子到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整个寒假，我们两口子为“证实法”而忙，孩子除了吃饭时间出来一下，其余时间基本在自己的房间。直到老师上门询问孩子为什么不去上学时，我们才知道开学已经一个礼拜多了。孩子对我们说不愿意上学了，我们想不上学也好，可以和我一起练功“做好人”。可是老师就是不同意，在老师的劝说下，孩子勉强去上学了。

　　到2000年5月，儿子再也不愿上学了，也不愿意出门，整天把自己锁在屋里。我母亲从七十公里外的老家来到我家，孩子见了面也不叫姥姥两眼无神，目光呆滞，我母亲让我们带他到医院看看，那时我们四处“讨说法”、“讲真相”，根本无暇顾及他。我们和母亲说给他放放练法轮功的音乐，看看法轮功的动作，让他感受法轮功的“真善忍”，一定能治好儿子的病。母亲将信将疑，谁知我们一放音乐，儿子就砸录音机，我们如果跟着做动作他就把我们推倒在地，光录音机就砸坏了三台，再后来把屋里我们“师父”的画像和资料撕得粉碎。孩子他爸气的把他摁在地上，用皮带狠狠地抽了一顿。之后只要一提“师父”、“消业”、“福报”、“正念”、“三件事”等等之类的字眼，我儿子就像中了魔一样不仅不让提，还非摔坏几样东西不可。

　　母亲没办法，只好自己带儿子到诸城市东郊医院精神科去看看。不久，母亲就哭哭啼啼的回来了，告诉我们儿子患上了重度精神分裂症，被医院留下了。经过半个多月的治疗儿子回来了，我们以为这回不会反对我们练功了，没想到我们刚一放法轮功练功音乐，儿子便像疯了似地冲出来把录音机摔了个粉碎，我们只好在另外的房间放低声音练功。开始儿子还出来吃饭，以后逐渐地吃喝拉撒睡全在自己的房间里，我母亲想去给他打扫，不是被他打就是被他骂，母亲只好趁他睡着的时候再打扫。母亲也恳求我们别练了，带着孩子出去好好治治，治好了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以了却当父母的心事。望着母亲那已经全白的头发，我曾动过恻隐之心，可是“师父”“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的教诲，让我很快放弃了这样的念头。

　　从2006年开始，我丈夫在练功和做“师父”交办的“三件事”时常感到头晕，我们一直以为是在“消业”，根本就没放在心里。2008年9月10号早上4点多，他在练功时突然倒在了一边，不能说话，我以为他练功练到了一定“层次”出现的正常现象，没有在意。过了两个多小时，我母亲进来叫我们吃早饭，见状赶忙拨打了120，到医院检查后是脑溢血，严重压迫脑神经并已经危及生命。医生告诉我们如果早来两三个小时，通过治疗也许不会危及生命。当天晚上我丈夫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我守在丈夫的遗像前，心里很是迷茫，难道这就是丈夫修炼换来的“圆满”吗？

　　望着由于长时间不与人交流，已不会说话、长得瘦骨嶙峋的儿子，我的母爱之心油然而生。在我迷茫之时，反邪教志愿者及时对我进行了帮助。在他们的耐心细致挽救下，我终于摆脱了邪教的精神控制。

　　如今，每当想起自己的那段经历，我都悔恨难当：如果我及时送丈夫去医院早一点做个检查，他也不会这么早离我们而去；如果我们不练法轮功，对儿子多一点关心，孩子不会出现精神方面的问题，我们说不定已经抱上孙子了，正在享受天伦之乐呢。而现在这一切都不会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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