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杨先桂，男，1973年出生，湖北远安县洋坪中学的一名职工。

　　我读初中的时候，班上一个要好的同学练了一种气功，自称打通了“小周天”和“奇经八脉”，能将身体内的一团热气随便运送到身休的任何部位，我当时觉得非常神奇，就跟着他练气功。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对气功产生了浓厚兴趣，经常逛书店寻找气功书籍。1999年上半年，我听朋友介绍说法轮功属上乘功法，“性命双修”，于是我就抱着学气功的想法，于是一下子购买了《转法轮》、《法轮佛法义解》等5本书。李洪志宣扬的“做好人”、“真善忍”、“上层次”、“消业”、“圆满”一下子吸引了我。接下来，我如饥似渴地认真学起来，仿佛自己从此找到了人生的真谛。可以因为我出生在农村，从小常听大人们讲鬼怪和神仙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他们都说是他们的亲身经历，这些东西听多了，也就相信了。所以，比如李洪志宣扬的“另外空间”，我也信了，我不仅渴望自己“开天目”，还很想飞升到“天国世界”，等等。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电视里也出现了不少揭批法轮功的节目。在功友的鼓动下，我也与一些痴迷其中的法轮功习练者一样，认为是国家搞错了，如此好的功法被当作邪教被取缔太可惜了，心里对“圆满”的渴望让我对法轮功放不下。但迫于当时的环境，我没敢参与公开、集体练功，只是时不时偷偷“学法”、练功。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不敢过多地与功友接触，把自己埋得很深，一般的外人还不知道我是法轮功习练者。后来，我主要是通过明慧网来接受“师父”的指令和加强自己的“学法”。

　　尽管如此，随着练功、“学法”的深入，心中对“圆满”的期盼越来越强烈。一晃过去了六七年，身边的法轮功习练者纷纷宣布脱离法轮功，而我自己却在“圆满”的期等中默默承受。而且为了练功，我与妻子的矛盾不断加深，她企图说服我停止练功，但这肯定做不到，因为这样无异于要了我的命。

　　2006年，我怀着失落的心情，再次打开明慧网。我看到里面宣扬说，全世界还有多少多少人在坚持修炼，还有许多人在“严正声明”以前宣布脱离法轮功的声明作废，特别是我认真读了许多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与“修炼神迹”，我又一次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我开始再一次“向内找”。

　　通过对《转法轮》和从明慧网上下载的新“经文”的反复学习与“领悟”，我对李洪志的歪理邪说的心理暗示的依赖也越来越强。只要自己一沉在“法轮世界”里，我似乎就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和精神都变好，心里也感觉不到生存的艰辛和压力，完全将自己沉浸在一种虚幻的轻松感中。如此“修炼”获得的“好处”，我也越来越离不开明慧网了，只要一天没看明慧网，心里就有一种空虚感。在明慧网上，除了关注“师父”是否有新的“经文”，尤其爱看那些“修炼体会”中的“神迹”，而且，那些“神迹”大多是在“讲真相”、发资料中出现。受这些“神迹”文章的启发，我也开始二、三张地从明慧网中下载一些传单，零星的散发。

　　随着痴迷程度的加深，我对妻子、儿女、同事、朋友也越来越冷漠。同事间聊天，我没有丝毫兴趣，我说“修炼”上的事，同事们根本听不进去。一来二去，我干脆不与他（她）们搭话。对妻子、女儿也从不关心，只要有点时间就想自己“学法”。记得2006年秋的一天，妻子重感冒发烧，回到家里，躺在床上的妻子要我给女儿做顿饭吃，我未加思考，跑到小卖店里买回两盒方便面，塞给一盒女儿，自己拆开一盒用水泡了吃下就将自己关在书房里上网“学法”，而当时只有4岁的女儿没法将方便面盒打开，只好哭着找到她妈妈帮忙。妻子见我对她、对女儿漠不关心，对家庭不负责任，流着泪从床上爬起来为女儿烧火做饭。第二天，妻子的病情加重，烧得更加历害，她乞求我把她送到医院看医生，而我却不耐用烦地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等会我为你发发正念，你就会好的。”说完将门一摔就到学校去上班。

　　为了不被“师父”“淘汰”，顺利实现我的“圆满”美梦，2006年7月至2008年4月，可以说是我修炼最疯狂的一段，除了背诵“经文”、练功打坐，我几乎每两、三天都要外出“讲真相”、“劝三退”。2008年4月30日晚，我邀同时练法轮功的姐姐杨先华到沙坪镇的大街小巷张贴、散发法轮功宣传品一百多份，被摄像头拍摄下来，公安机关根据监控录像很快找到我，对我处治安拘留。从拘留所出来，妻子和我年迈的母亲、6岁的女儿都声泪俱下地劝我不要再痴迷了，妻子也苦口婆心流着眼泪劝我不去追求什么“圆满”了，好好地与她过日子。可是，我对亲人们的忠告无动于衷，冷漠得像块石头，还认为这是“去情”。无数次规劝无效后，妻子将一份“离婚协议书”放在我面前，要我在法轮功和她之间做个选择。妻子的举动，让我立刻又想到这是“师父”在让我过“情”关，所以拿起笔就在“协议”上签上名字。在我签完字的那一刻，妻子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哇哇地大声哭了起来，老母亲也跪在我面前，求我看在多年的夫妻情份、念及年幼女儿不能没有父亲份上不要绝情，而我却只甩出一句“人各有志”，而我觉得这是自己又上了一次“层次”，离“圆满”更近了。

　　没有了家庭的我反倒一身轻松，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师父”说的“放下生死”，“去情”的标准，“圆满”近在眼前了。在明慧网指令的鼓动下，我将做好“三件事”抓得比以往更紧，而对工作，我只是敷衍了事。

　　2010年5月，单位为了挽救我，将我送到武汉心理矫治中心接受心理治疗。而在接受心理治疗的前10余天，我完全将我的心封闭起来，对抗任何心理老师的谈话。后来心理老师一直和善的态度还是让我忍不住向他提出了两个问题。我说：“天安门自焚事件完全是中共对‘大法’的诬蔑。如果你回答我两个问题并让我信服，我就接受与你交流。”我提出的两个问题：一是烧伤病人不应该包扎，为什么电视中刘思影被包得严严实实？二是王进东浇油自焚而他怀里的饮料瓶子为何完好无损？心理老师在我问完话后先将我带到一部电脑前，在百度搜索栏里打上“烧伤疗法”四个字，其结果是深度烧伤用“包扎疗法”比“裸露疗法”效果更好，病人恢复的时间更快。在我点头认可后，心理老师又将我带到一间实验室，用一根棉签浸上酒精然后将之点燃，当酒精燃烧完后，火苗熄灭，而棉签上的棉花却一点也没被烧毁。两个问题，心理老师没说一句话就全部为我解答清楚。我一下子懵了，“师父”在“经文”中一再要求讲清“自焚”真相怎么竟是这样呢？我的心，在此时此刻冷到了冰点。而心理老师，却因势利导将笼罩在我心中的迷雾一点一点拨开……

　　如今醒悟后的我，庆幸自己没有因为法轮功丢掉性命，但没了家的现实使我至今痛苦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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